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江偉參加過多次死刑執行工作。9月10日，江偉向《法制日報》記者回憶起他監督死刑執行的經歷時，不禁感慨生命的脆弱和死刑的震撼，“首次監督死刑執行的場景我一直難以忘記，支持刑法修正案（九）取消9個死刑罪名”。

　　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取消的9個死刑罪名分別為：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幣罪，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阻礙執行軍事職務罪，戰時造謠惑眾罪。

　　多位司法實務界人士認為，取消死刑罪名，貫徹了少殺慎殺原則，是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必然趨勢。司法實踐中，這9類犯罪適用死刑的案例極少，取消死刑不會影響辦案，也不會減弱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和對社會的保護程度。

　　強迫賣淫致死仍可判死刑

　　記者梳理網友對取消9個死刑罪名發表的言論發現，絕大多數人都對取消9個死刑罪名表示支持，認為這是社會進步、司法文明的體現。不同意的觀點中，多為不同意取消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死刑，特別是后者的較多。

　　搜狐網網友“一個胡子大將軍”說：“強迫賣淫罪要達到強迫女性賣淫的目的，就必須強制限制其人身自由，還要毆打、恐嚇、虐待女性，比強奸罪更可恨，強迫賣淫罪不應該取消死刑。”

　　北京一中院刑一庭法官楊亮介紹說，司法實踐中，少有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適用死刑的案例。近五六年來，北京一中院每年辦理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的案件多則七八起，少則兩三起，沒有一起判處死刑。

　　3年前，楊亮辦理過一起情節較嚴重的強迫賣淫案件：犯罪分子以招工的名義，從外地農村騙來兩名未成年女性，一人16歲一人17歲，先強奸再強迫賣淫。基層法院作出判決后，被告人不服上訴到北京一中院，終審以強奸罪、強迫賣淫罪、非法拘禁罪數罪并罰，分別判處兩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3年和10年6個月。

　　楊亮解釋說，之所以適用死刑少，是因為一般情況下，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的社會危害達不到判處死刑的程度。組織賣淫和強迫賣淫，通常后者的情節比前者嚴重，而即便是強迫賣淫，在不少案件中，違背被害人意志的情況也不是特別強烈。

　　據了解，近年來，公安機關打擊力度不斷增強，北京一中院積極發揮司法職能作用，對因嫖資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進行梳理，通過發司法建議的形式，督促使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整頓，北京組織賣淫、強迫賣淫犯罪發案量持續減少，每起案件的涉案人數、犯罪團伙組織嚴密程度都在不斷下降。

　　在楊亮看來，取消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死刑，只是刑法上的一種技術處理，實際上，刑法對這兩種罪名的打擊力度絲毫沒有減弱。他認為，以前這兩種罪名判處死刑的案例，通常都有被害人死亡等極其嚴重的情節，刑九實施后，遇到被害人死亡等情況，數罪并罰，法院同樣可以判處犯罪分子死刑。

　　非暴力集資詐騙罪不至死

　　《中國再無“吳英案”》——刑九通過后，有媒體做了這樣的標題。

　　2009年10月，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吳英死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決引起較大爭議，一些法學專家直言吳英“罪不至死”。2012年5月，吳英案二審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張波說，近年來，重慶市集資詐騙案件有上升趨勢，但少有涉案金額特別大的，重慶多年來沒有對集資詐騙案適用死刑的案例。就全國而言，對集資詐騙案適用死刑的也是極個別的。

　　張波說，集資詐騙是否保留死刑，學術界、司法實務界一直有爭論。張波的看法是，取消集資詐騙死刑，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這類犯罪形成的因素較為復雜，既有被告人無視法律，也有參與集資人追逐暴利的自身原因，還有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問題。集資詐騙一般不會產生致命后果，取消死刑符合刑法法理發展和群眾的法感情。#p#分頁標題#e#

　　山東省煙臺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檢察官劉海英告訴記者，近年來，煙臺地區集資詐騙犯罪日益增多，2013年起呈激增態勢，今年5月還起訴了一起涉案金額達1.6億余元的集資詐騙案。

　　劉海英說：“雖然集資詐騙犯罪危害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且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直接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但我們還沒有辦理過判處死刑的集資詐騙案。減少死刑適用，體現了刑罰的人道主義和以人為本的法治觀念。”

　　目前，北京集資詐騙案件數量較幾年前有所上升，集資詐騙犯罪社會危害性較大。江偉說：“即便涉案數額特別巨大，也很難讓法官下定決心適用死刑。主要原因是該罪并非暴力犯罪，且被害人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貪利心理。”

　　面對非法集資犯罪發案量增加，取消死刑是否會降低對犯罪的震懾，導致此類犯罪更加猖獗的疑問，受訪者均認為：不會。

　　張波解釋說，集資詐騙本來就很少適用死刑，而且在取消這個死刑罪名之前，司法機關已有相關配套措施，比如對金融詐騙犯罪，減刑、假釋條件趨于嚴格，要看罪犯是否主動退贓、挽回損失等，更加注重社會效果，避免其服刑很短就釋放出來，同樣具有很強的懲戒和震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