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松花江污染、怒江建壩之爭和圓明園鋪膜事件等系列環保事件，在國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三大環保事件中，公眾參與和小眾利益之間的碰撞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這一切，將在2006年初的“環保風暴”中劃上句號。本月初，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透露，國家環保總局出臺在即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管理辦法》(下文簡稱為“
綠法”)，將為公眾參與重大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提供具體途徑和程序，該辦法將使公眾首次有機會通過法定的環境評價體系影響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的拍板過程。

　　晨報記者在該辦法出臺前夕，對“2005三大環保事件”的3位關鍵見證人進行了獨家專訪，他們以公眾環保第一線“義務監督員”的身份，對“綠法”進行了展望和建言。

　　見證人：張正春

　　任職于甘肅省社科院，被媒體稱為“質疑圓明園防滲工程第一人”。

　　“我個人在圓明園鋪膜事件中有一個感受，就是挨罵是件好事。去年我挨了很多罵，別人說我寫文章沒有水平，我就變得更小心，更認真地對待每一篇文字。對于國家的環保事業，何嘗又不是如此。‘綠法’將給國家的重大決策提供一個接受批評的機會，善莫大焉！”

　　張正春提起圓明園事件，連珠炮般這樣表明心聲。

　　“圓明園事件”是為“綠法”演習

　　張正春說：“我個人有幸親身經歷了‘圓明園事件’，最大的體會就是充分意識到了輿論監督和公眾參與的社會作用。環境問題的核心就是保護公眾利益。誰能代表公眾利益？誰能保護公眾利益？事實證明，只有公眾的覺悟和參與才能夠真正保護公眾的利益。有人會說，公眾參與會出現爭論不休的混亂局面。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也是不容回避的。公眾參與的意義就是要表達不同的意見，也只有在爭論中才能夠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和決策能力，防止工作中的簡單化和主觀性，克服盲目性和隨意性，使我們的決策更加周密細致。”

　　建言：沒有公眾參與的“風暴”難持久

　　張正春告訴記者：“‘圓明園事件’為‘綠法’作了演習，預計這次的辦法中將有很多內容都和圓明園聽證會中的內容相似。國家環保總局在‘圓明園事件’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獲得了經驗，這給‘綠法’的出臺奠定了基礎。”張正春認為，隨著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重大環境事件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國家環保總局和各地環保局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沒有公眾參與的“環保風暴”是難以持久的。國內外的許多歷史經驗證明，發現環保問題和解決環保問題都需要廣泛的公眾參與和社會支持。

　　見證人：汪永晨

　　1999年獲得中國環境最高獎“地球獎”，2000年被國家環保總局評為“環境使者”，2001年被國家環保總局評為“環境保護突出貢獻者”。然而，所有的這些，都不比即將出臺的“綠法”更讓汪永晨興奮。

　　正在昆明進行準備工作的她告訴記者，本月下旬，她已決定再赴怒江考察。因為“綠法”帶來的希望，這次身為“民間環保人士”的她將去得名正言順。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曾獲中國環最高獎“地球獎”，一直反對怒江建壩，以她首的民間環保人士和學者寫給溫家寶的信得怒江建壩暫緩。

　　“綠法”奪得兩個第一

　　接受記者采訪時汪永晨指出，“綠法”將是中國國務院各部門中第一部具體規定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部門規章，也將是中國環保領域第一部公眾參與的規范性文件。

　　汪永晨說：“將公眾參與制度化地引入環境影響評價工作，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手段之一。從國家說了算、工程部門說了算，到社會的關注也影響到政府的決策；從對‘必須讓群眾多了解’，到公眾有資格參與聽證會；從民間環保組織憂慮河道的處理影響北京的生態環境，到公眾呼吁決策程序的公開與公證，這些折射出的不僅是社會的變化，更是我們政府，特別是像環保局這種并不是強勢的職能部門執政能力的進步。”#p#分頁標題#e#

　　建言：公眾最不滿環境信息的不通暢

　　“2005年一個數字讓我們震驚，1月27日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環境質量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I)正式對外發布。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數第12位。”列舉這些數據，汪永晨如數家珍。她認為，“綠法”和“環保風暴”，是“動了真格的”。不過它還需要完善，還需要更多公眾的參與。2006年1月中國第一個環保指數———“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僅有6.3%的公眾在最近3個月參加過環保活動。知道“12369”環境問題免費電話的不足20%。環境信息下情上達的不通暢竟位于公眾最不滿意的環境問題之首。“公眾環保充滿希望，但依然任重道遠”。

　　見證人：何大明

　　云南大學亞洲國際河流中心主任、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他作為專家首先站出來指出怒江建壩環保問題，也對松花江事件提出了獨立觀點。

　　作為首先站出來反對怒江建壩的學者，何大明提出的6點質疑一度成為“反壩派”反對開發怒江水電項目的理論基礎。

　　在云南大學文津樓6樓的辦公室，何大明向記者回顧起這段曠日持久的爭論時說：“目前怒江事件已經告一段落，我只是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發表了學術觀點而已。這次即將出臺的‘綠法’，倒讓我從宏觀上對中國的跨境河流環保有了更充足的信心。”

　　“綠法”帶來環保外交主動

　　“俄羅斯、不丹、緬甸、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印度……”，何大明一口氣報出了近20個國家的名稱：“與境外關聯的干流、支流中國有110條左右，國際河流的水量占到中國所有河川水量的27%，世界上60%以上的人口與這部分水資源的利用和保護有關。”

　　對于與境外河流相連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何大明說：“這次事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契機。專家們都希望，國家會因此而關注跨境資源環境問題，啟動一個河流管理的體制和機制建設。‘綠法’出臺后，無疑將給環保外交帶來主動———公眾參與了，政府必然會明確應該披露哪些信息，不能披露哪些信息，而不是像從前一樣因怕泄密就保持緘默。對于國際合作來說，這些信息是至關重要的，只有開誠布公，才能體現誠意。”

　　建言：“綠法”最重要的是形成體系

　　“‘綠法’的意義在于，一是填補了法律、政策的一個缺口，今后民間環保人士可以理直氣壯地參與監督建設項目。二來，可以預防‘老板發財，政府買單’現象的發生。第三，受環境污染影響的民眾獲得了話語權。”

　　何大明同時指出，“綠法”最重要的是要形成體系。“比如，在圓明園之類的事件中，就需要相關法規從側面保證環評機構不因經濟利益受到建設單位左右。另外，參與聽證的專家姓名應該公開，同時應制訂法規防止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