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送治的家屬及相關醫療機構也構成侵權

　　身為護士長的妻子先后兩次將精神正常的丈夫送往精神病院“治療”13天案日前塵埃落定——市一中院終審認定，強制收治正常人到精神病院的參與者統統構成侵權。

　　案情回放

　　醫院強制帶走“患者”

　　姜某退休前系嘉陵醫院一名護士長。2002年3月25日和4月4日，姜以丈夫情緒不穩、有毀物、縱火、想自殺為由，分別到重慶醫科大學附一院、嘉陵醫院和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以下稱衛生中心)代丈夫求醫。同年4月17日，姜致電衛生中心要求讓丈夫張伯明入院治療。當晚8時許，該中心派員前往張家，以張所在單位財務科長有經濟問題、需要他協助調查為借口，將其帶到該中心住院治療。同月26日，該中心在張多次要求下準許回家休息。同年5月19日，該中心再次接到姜的電話，稱張病情惡化。當晚，張再次被中心接走。同月21日，應張兄妹要求，醫院同意張出院。

　　同年12月，張伯明通過沙區法院判決和妻子離婚。離婚后，張以侵犯名譽權為由狀告前妻、衛生中心和提供自己患有精神病病歷的嘉陵醫院。庭審中，張與衛生中心庭外調解，由該中心賠償5000元。隨后，張以人身自由權損害賠償糾紛，又將嘉陵工業有限公司(嘉陵醫院是其所屬，該院不具獨立法人資格)、前妻、衛生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5萬元。

　　衛生中心

　　未盡高度注意義務

　　盡管張伯明向法庭提交了重慶司法精神病學鑒定中心在2002年9月26日作出的“有民事行為能力”鑒定結論，但法院為了查清張是否有精神病，委托四川西南司法鑒定中心進行鑒定。結論為張在2002年2至4月有情緒不穩定和毀物行為，但尚不足以認定其在2002年4月無民事行為能力，目前被鑒定人張伯明有民事行為能力。為此，法院認為張未患有屬于強制收治的精神病。

　　法院認為，精神醫療機構在強制收治病人時應盡到高度注意義務，應分清被收治人是否患有應當強制收治的精神病，對于無病之人和未達到強制收治條件的，不得無故收治。衛生中心作為精神病專科醫院，具備比一般人更強的專業知識，但在強制收治張伯明時，沒有進行基本觀察和了解，僅憑姜單獨陳述和嘉陵醫院、重醫附一院的不確定病史記錄就兩次將張強制收治。該行為違反基本職責要求，應負主要責任。

　　按照50%責任劃分，該中心應當賠償2.5萬元，但因雙方已達成調解，該中心不再重復賠償。

　　當事人前妻

　　舉證不力要負次責

　　法院認為，姜某當時作為張伯明的妻子，雖然懷疑丈夫患精神病，但在沒有確診的情況下要求衛生中心強制收治，顯然不妥。她單獨向醫療機構反映張“長期有毀物、傷人、想自殺”的情況，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屬舉證不力。為此，應認定其向醫院反映情況不實，該不實反映導致衛生中心違法收治，存在較大過錯，應承擔次要責任。

　　按照責任比例，姜被判賠償1.5萬元。

　　嘉陵醫院

　　違規寫病歷有過錯

　　雖然嘉陵醫院在法庭上用張伯明的病歷證明他曾到此就診，但法院認為該證據并不能證明張到該院親自就診，為此認定該病歷是該院應姜某的單方要求后書寫的，該行為違反了病歷書寫管理規定，存在過錯。雖然該病歷不是強制收治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記錄了張精神異常狀況，為衛生中心對張患有精神病的確認產生一定可信度，并創造條件，應承擔20%的責任，賠償1萬元。由于該院的法人單位是嘉陵工業有限公司，所以判決嘉陵公司埋單。

　　一審判決后，嘉陵公司以不構成侵權為由上訴到市一中院。張伯明在上周五接到該院“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專家呼吁:

　　強制收治應予立法

　　一審承辦法官表示，強制收治精神病人至今仍是法律空白。為此，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韋鋒稱，不管是否有法律規定，精神病治療機構在收治前都應進行診斷，如果為了找錢而亂收治，就是醫德醫風問題，當然構成侵權。#p#分頁標題#e#

　　針對一些應當強制收治而因窮困等原因沒有收治的，或者流浪街頭又可能危及其他人身和社會安全的精神病患者，韋鋒提出需要出臺相應的地方性法規和國家法律，規范強制收治行為。

　　記者 羅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