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孫軻 北京報道

　　6月1日，新的保險營銷員征稅標準即將實施。按照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營銷員傭金中的展業成本比例將從25%上調至40%，這意味著保險營銷員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稅基下降，稅負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而與此同時，保險營銷員這個保險業中的特殊群體仍與其他保險從業人員不同，除了個人所得稅外，他們還需繳納5.5%的營業稅金及附加。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1997年出臺的《關于個人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銷、代理等服務活動取得收入征收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非本企業雇員為企業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銷、代理等服務活動取得的傭金、獎勵和勞務費等名目的收入，無論該收入采用何種計取方法和支付方式，均應計入個人從事服務業應稅勞務的營業額，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和其它有關規定計算征收營業稅。”

　　無疑，在這里保險營銷員的銷售行為被認定為代理行為。但是，隨著新的《勞動合同法》草案的出臺，未來保險營銷員與保險公司之間也許將被確定為另一種不同的關系：勞動關系。

　　這將涉及到150萬保險營銷員的身份之辨。

　　三要點確定勞動關系

　　去年年底獲得國務院辦公會議通過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對勞動關系進行了明確。《草案》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為其成員，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的管理下提供有報酬的勞動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

　　這為保險營銷員與保險公司之間的關系埋下了伏筆。

　　在5月24日保監會舉辦的《保險營銷員管理規定》培訓班上，保監會法規部一人士表示，該條規定代表了三層含義：一、勞動者是不是用人單位的成員；二、用人單位是否對勞動者進行了管理；三、勞動是否有報酬。

　　保險營銷員提供勞動，并從保險公司獲得了勞動報酬是毋庸置疑的，而《保險法》也要求保險公司要加強保險代理人的管理，因此，界定保險營銷員與保險公司的關系，關鍵問題在于保險公司在何種程度上、采取何種方式對營銷員實施“管理”，以彰顯對簽訂代理人合同的保險代理人和對簽訂勞動合同的員工在“管理”上的本質區別。

　　一老牌壽險公司營銷部經理介紹，各壽險公司主要通過《基本法》(各保險公司對營銷業務員晉升考核的管理辦法，業績俗稱《基本法》)對個人壽險營銷員進行管理，《基本法》可以看做是營銷員生存的基準，它包括了傭金的發放辦法，考核、晉升制度，還包括出勤、培訓等品質方面的管理規定。

　　對此，上述保監會法規部人士表示，事實表明，保險公司都對營銷員實施了管理，這也是保險業有關法律規章的要求，因此，按照《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界定，營銷員與保險公司之間將來有可能被確定為勞動關系。

　　關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早有糾紛發生。上述壽險公司營銷部經理介紹，曾有一保險公司某營銷員在展業途中遭遇意外而死亡，保險公司因營銷員不是公司正式員工未做工傷處理，死者家屬告上法庭后，法院判定保險公司應按工傷進行賠償。

　　保險業法律人士張紹陽認為，對于相同的法律，不同的法院，甚至不同法官的認識均有可能不一致，導致在執法結果上會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由最高法院做出專門的司法解釋或者人大做出立法解釋不失為統一認識的有效途徑。

　　另外，根據《勞動合同法》草案第9條第3款的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關證明的以外，以有利于勞動者的理解為準。”也會在保險營銷員身份界定這一問題上使保險公司在訴訟糾紛中進一步陷入被動。因為如果保險公司不能有效證明雙方為委托代理關系，則對方主張為勞動關系的訴求將得到法院的支持。

　　難以推行的員工制

　　勞動關系的確定意味著保險公司將為此做出極大的投入。#p#分頁標題#e#

　　《勞動合同法》草案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勞動安全衛生、勞動紀律、職工培訓、休息休假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應當經工會、職工大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或者通過平等協商作出規定。

　　同時，《草案》還規定，工會組織或者職工代表有權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

　　作為公司的正式員工基本社會福利保障不可或缺，而目前保險營銷員基本處于“五險一金”的缺失狀態，除了收進保費獲得傭金，他們無底薪、無社會保障，其法律地位一直模糊。

　　中國人壽北京分公司一壽險營銷員表示，由于是非正式員工因此其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又沒有一個組織來維護這一團體的利益，“如果我因病長期不能工作，按照公司規定幾個月沒有保費收入我的業務號就會自動從公司系統中刪除，意味著我跟公司之間就再沒有關系，同時我以往保單的續期傭金也就化為烏有。”

　　員工制的營銷模式已經出現。一年前，新華人壽試點專業代理人公司以并未取得預想效果，增加的底薪和福利及下降了的傭金比例導致高產能的人收入下降，而低產能的人則安然吃上了大鍋飯。兩年前斥資13億元打造職員制行銷團隊的恒安標準人壽已經從天津和青島打到了北京，其發展勢頭良好，但成本支出卻遠高于同業。

　　一大型壽險公司營銷部總經理表示，因為恒安標準剛剛起步，規模較小，其模式對很多經營多年的大公司來說不容易復制。“現在對壽險營銷員實行的是全傭金制，而屬于公司正式員工的團險業務員雖然有底薪和福利，傭金發放卻不完全，因此如果把營銷員也確定為正式員工，整個營銷體制都將被打破。”

　　傭金發放辦法是目前各公司《基本法》的核心，它對不同險種、不同職級劃分了不同的發放辦法，同時還包括額外的傭金獎勵標準。

　　另一壽險公司北京分公司營銷部經理表示，頻繁的人員流動也使保險公司不敢給營銷員提供底薪和社會保障。“今年1—4月，北京壽險市場上就有15000名營銷員離職，目前人員的進進出出已經使保險公司支付了高額的培訓成本，如果再加上底薪和福利公司將無力負擔。”

　　參照兩條例認定為代理

　　監管部門也看到了實施員工制將給保險公司帶來的高額負擔。

　　5月25日，保監會中介部主任王建告訴記者，截至今年1季度末，全國共有保險營銷員148萬人，要求保險公司全部實行員工制是不現實的，尤其對擁有幾十萬營銷隊伍的大公司來說，其福利支出將是個巨大的數字。

　　他還表示，目前的營銷模式是適應市場情況、效率比較高的銷售模式，在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是有生命力的。“但重要的問題是，要盡快把營銷員的法律地位明確下來。” 王建說。

　　保險營銷員是否能以自己的名義開展業務也無定論。

　　前述保監會法規部人士表示，在我國有四類群體可以在經過許可后經商：一是企業法人或公司，二是個人獨資企業，三是合伙，四是個體工商戶或個人承包經營戶。同時他們都要經過工商登記，要有固定的經營場所，甚至有資本金的要求。

　　“目前看營銷員跟這四類群體都掛靠不上，但有兩個條例可以為確立他們的地位提供借鑒，即《直銷管理條例》和《導游人員管理條例》。”該人士表示。

　　2005年頒布的《直銷管理條例》規定，直銷是指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由直銷員在固定營業場所之外直接向最終消費者推銷產品的經銷方式，直銷員的合法推銷活動不以無照經營查處。

　　該條例表明直銷員無需進行工商登記就可進行推銷，而《導游人員管理條例》則規定了導游人員進行導游活動必須經旅行社委派，還規定了對未經委派私自承攬導游業務的處罰措施。#p#分頁標題#e#

　　上述法規部人士表示，上述兩個條例的共性是從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層面來規范、確定或授予相關人員直接從事經營性活動的資格，并且這兩類人都不需要進行工商登記，同時都要受到某一類經營主體的管理。

　　“《保險法》是整個保險行業的根本大法，我們應該參照這兩個條例通過《保險法》來明確營銷員的法律地位。”該人士說。

　　王建介紹，正在修訂的《保險法》將代理機構和個人進行了區分，同時還規定了保險代理人要具備保險監管機構規定的資格條件，取得監管機構頒發的經營保險代理業務許可證。“如果相關規定能夠寫入《保險法》，將是法律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但是遞交上去的《保險法》修改稿是否能在國務院和人大通過還需經歷漫長的過程。”王建說。

　　記者手記

　　友邦“舶來品”十四年之癢

　　孫軻

　　從1992年友邦上海分公司將個人壽險營銷體制帶入中國，目前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已逼近150萬人。將150萬人全部納入保險公司正式編制對整個保險業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但正是這一百多萬的編外大軍為壽險公司帶來了一半以上的保費收入，并創造了遠高于另兩大支柱——團體壽險和銀行保險無法企及的內含價值。

　　人數眾多和高產出、高價值與其社會地位并不是正相關，高素質人才似乎不愿意也不適應在這個環境中發展。監管部門在創造法律環境的同時，將選擇權交給了市場，高額的底薪、福利支出，人員的頻繁流動和經營了十幾年的慣性力量桎梏了保險公司的創新，非正式編制和頻繁跳槽成為互為因果的兩個因素。

　　保險產品不同于一般的有形產品，其繳費方式的特殊性也決定了產品提供者對代理人的管控要多于一般產品。在現有管理體制下，將銷售人員納入公司正式編制是穩定隊伍、吸引高素質人才的可行之路，但一刀切又可能帶來效率低下的后果。因此，在員工制的試驗階段，可設立較高的門檻將一部分人納入正式編制，未達標準人員仍走代理銷售的路線。

　　保費收入不應成為考核是否納入正式編制的唯一因素，保單品質、工作年限、跳槽率、投訴率以及學歷水平等都應作為參數進行考核。走在不同的軌道上，銷售人員除了待遇上的差別，還應感受到被管理程度的不同。勞動合同賦予勞動者享受待遇的權利，同時也制約了他們因趨利而產生的頻繁跳槽，對正式員工違規違紀行為的處罰力度也應高于編外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