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案件中,經常有被告人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僅僅是一時糊涂、臨時起意才實施犯罪的；一些辯護人也往往從時間的維度證明行為人是初犯、偶犯,屬于臨時起意 的犯罪,要求審判機關從輕發落,如最近備受關注的藥*鑫案。臨時起意的犯罪是否必然是輕罪,不見得；蓄謀已久的犯罪是否必然是重罪,也不見得,英國約克郡 垂死老漢掐死癱瘓12年的老伴可謂一例　經常在一些備受社會關注的敏感性案件中聽到“臨時起意”和“蓄謀已久”的言詞,一些被告人信誓旦旦地說著自己僅僅 是一時糊涂、臨時起意才實施犯罪的；一些辯護人也從時間的維度證明行為人是初犯、偶犯,屬于臨時起意的犯罪,要求審判機關從輕發落,如藥*鑫案；有的法院 也會以“臨時性犯罪”作為酌定情節給予從輕處罰,如浙江湖州南潯區人民法院2009年對兩名“協警”被告人趁兩個女子醉酒不省人事之時帶往賓館實施輪奸認 定為“臨時性的即意犯罪”,從而從輕處罰,各判處有期徒刑3年(事后已經糾正)。而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們也會經常聽到社會對某些犯罪人因“蓄謀已久”而進 行拔高譴責,要求法院從重處罰。對于“臨時起意”和“蓄謀已久”的評價,街談巷議不足為奇,新聞報道姑且聽之,然而當這些言說經常出現在廟堂之上或體現法 律尊嚴、決定他人生殺予奪的判決書中時,就值得用法學法理來分析評判了。
　　 從最基本的心理學方面來分析,臨時起意的“意”也好,蓄謀已久的 “謀”也罷,都屬于行為人的主觀的心理活動和心理狀態。現代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定一個人是否構成犯罪,是以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加以進行的,而心理活動與 心理狀態又屬于主觀歸責的根據。刑法上的主觀歸責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在主觀上存有罪過時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何為罪過以及對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有罪 過,我國刑法都有明文規定。一旦行為人主觀上存有罪過,結合客觀危害行為就可以進行歸責,否則就是屬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需要負刑事責任。由此,我們可 以得出結論,在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的過程中,刑法只問行為人在行為之時主觀上有無罪過,而不問罪過在什么時間節點上形成和怎樣形成的,這些跟犯罪的成 立并沒有關系。
　　 那么這些心理活動與刑事責任的關系如何?現實生活中,很多人往往將臨時起意的犯罪看成惡性較淺的理由,而將蓄謀已久的犯罪看成 是惡意較深的反映,并由此形成一種固定的評價模式:即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與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深淺發生緊密聯系。我們認為盡管這些心理活動與心理狀態對 于評價人的主觀之惡的精神世界時并非沒有任何價值,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指出,這些心理活動和心理狀態與人的主觀惡性既沒有必然的聯系,也并不必然反映行為人 主觀惡性的深淺。
現代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潛意識的長期潛伏會慢慢發酵,盡管它時時受到壓抑得不到有效的發泄,但它只要經過一定時期的發酵,總 會遇上一定的宣泄機會,尋找到噴發口。一旦遇到這種機會,尋找到噴發口,被壓抑的潛意識就會以爆發的形式噴發出來,一種看似非理性的宣泄方式卻使他感到如 釋重負,獲得快感體驗,激蕩的情緒共振會把平時理性的思考結果置于一旁而不顧。正像在“臨時性強奸案”中,兩被告人事后都痛哭流涕,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深表 懺悔。但在行為之時,其潛意識的原欲噴發卻是其真實意思的反映與表現,其行為所造成的他人受傷結果并不因為行為人臨時起意而有所減弱。臨時性的罪過形成所 爆發出來的惡性一點不遜于某種處心積慮想要實施的犯罪,而且有時會顯得更殘忍、更惡性。

　　 相反,即使是蓄謀已久的犯罪,當其社會危害性并不嚴重 時,蓄謀已久也不是加深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和行為社會危害性的砝碼。例如,2004年英國約克郡曾發生過一起84歲的老人因患疾病無力繼續照料其癱瘓在床 12年的老伴,經過痛苦的思想煎熬,決定親手將她掐死。法院最后僅僅判處一年有期監禁,這一判決卻贏得了當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類似的案件成都也發生過。 一對姐妹花,妹妹在一次腦膜炎之后患了精神病久治不愈,姐姐和家人都深受其苦。于是,某個夜晚,在妹妹熟睡之后,姐姐用枕頭捂死了妹妹。最終法院判處姐姐 有期徒刑3年,緩期5年執行。由此我們可以認為,臨時起意也好,蓄謀已久也罷,都不是法定的術語,因此也不是規范評價的內容,說得更深刻一點,它甚至還無 法用來解釋犯罪動機。

　　 當然有些臨時性犯罪基于激情而起,激情犯罪往往表現為臨時起意的犯罪,兩者有時可以交叉在一起。但激情犯罪與臨時起意又 是兩個不同的心理學范疇,具有不同的心理形成過程,因而在法律評價上具有不同的價值。激情犯罪存在主觀歸責過程中由于被害人有一定的過錯而存在責任分擔的 問題。因此,激情犯罪可以作為一個辯護的理由,可以作為法官“自由裁量權”運行過程中應當加以考慮的酌定量刑情節。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為法理所認可的。 而臨時起意的犯罪并不存在引發產生犯意的客觀誘因,毫無正當價值的體現,所以它不應在自由裁量的可宥范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