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7日，來自河南省上蔡縣蔡都鎮的翟*洪應聘進入位于臨海市大洋街道的浙江某休閑用品有限公司工作，擔任公司技術部樣品車間主管一職。當時雙方約定月工資5000元、工作時間為260個小時。

4月1日，翟*洪在上班時突然暈倒，立即被送到臨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救治，經家屬要求，于當日中午轉入臺州醫院，被診斷為“原發性腦干出血、應激性胃潰瘍、高血壓和中樞性呼吸衰竭”。醫院將診斷結果和救治風險等向患者家人作了說明，由患者妻子楊*菊在病危通知書和病情告知書上簽名。4月30日，翟*洪終因救治無效死亡，共花醫藥費等5萬元。

此前，該公司已墊付醫療費1萬元，家屬支付費用2.1萬元，尚欠醫院救治費1.9萬元。

依法不屬于工傷

翟*洪病亡后，家屬向該公司負責人提出賠償40萬元的要求，但遭到拒絕。理由是翟*洪雖然是在工作時發病暈倒，但經醫院搶救是在48小時后死亡的，根據《工傷保險條例》有關規定，構不成工傷。楊*菊不明白，丈夫明明是在工作車間里暈倒的，48小時未死，就不能算工傷?這個“48小時之內和之外” 的規定太缺少人情，讓死者家屬雪上加

臺州、臨海黨政領導為病亡家屬批示

2011年5月5日，楊*菊又以書面形式，向臺州市委書記陳鐵雄反映了她為病死丈夫維權過程中遭遇的尷尬和心酸，引起了領導的關注。陳鐵雄作出批示。臺州市信訪局以轉辦函的形式，將楊*菊的來信及陳鐵雄的批示件一并轉到臨海市市長蔣冰風調處，要求將處理結果答復信訪人。6月16日，蔣冰風作出批示，要求信訪局牽頭，協調政法、人勞社保、大洋街道等部門，對當事人反映的事項進行調查了解，形成處理意見，委托給臨海市大洋街道辦事處先行調處。

大洋街道把案件指定給具有豐富調解工作經驗的大洋司法所所長陸軍等組成的調解工作組。陸軍耐心說服該公司老板要將心比心，換位思考，死者是公司員工，而且是中層骨干，盡管構不成工亡標準，但從道德、人性層面上考慮，公司也該對家屬作些經濟上的補償。

同時，明確指出該公司目前存在的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和超時工作的違法行為，必須按勞動行政部門的要求盡快整改到位。

7月26日，楊*菊帶著將要上大學二年級的兒子從河南到大洋司法所接受調解。陸軍說：“你丈夫的死亡時間已經定格，雖然按目前法律規定不能獲賠，考慮到你們家庭經濟確實有困難，所以我們已經在盡一切努力幫助你與公司協調解決。”

同時，陸軍告訴楊*菊，在勞動監察部門的責令下，楊*菊反映該公司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等違法用工行為，已于6月底全部得到整改糾正。

連續10多天的調解，當事雙方終于自愿達成協議：對翟*洪病亡不屬于工傷的事實均無異議，公司一次性補償死者家屬醫療費、喪葬費、經濟損失補助費、家庭經濟困難補助費等共計人民幣5.5萬元，為救治翟*洪尚欠醫院的1.9萬元醫療費和停尸費用等均由公司承擔，楊*菊自愿放棄訴訟、仲裁等相關權利。

關于“48小時”的種種質疑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在現實中，該規定引發許多法律尷尬和道德倫理思考。

首先，“48小時之內”的時間把握從什么時候開始。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是否合理?

其次，“搶救無效”如何來認定。我國目前并未有腦死亡的具體標準，用人單位完全可以憑借先進的醫療技術將病人(員工)的死亡時間拖至48小時以后，而且完全可以在48小時后放棄治療。這將嚴重有損職工及其家屬的利益。若家屬認為患者搶救無效，可能會在48小時內放棄治療，從而獲得工傷賠償的依據。這在道德倫理上，將引起諸多尷尬。

最后，48小時的時間限定，是否具有科學依據?以48小時為界線，那48小時之后死亡是否就能改變其因工作而死亡的性質?這注定將成為其合理性的最大質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