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點之一：如何理解“利用合同”

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列舉了四種合同的詐騙方法，因實踐中出現的情況難以被上述四種方法所窮盡，故本條第五項規定“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其他情況。采取這種“堵截構成要件”，立法者的目的是要全面有效地懲治合同詐騙罪。但是條款所固有的不確定性，必然給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一定的困惑和疑難。

“其他方法”具體是指哪些呢?刑法理論的探索者總結實踐中的案例及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在教科書中列舉出數種方法，如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等等。但這些列舉同樣無法窮盡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情況。那么當遇到新的情況時，如何來認定是否是合同詐騙罪呢?筆者認為，存在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那就是要看行為人是否“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作為合同詐騙罪的任何方法，都不能脫離該罪在客觀上屬于“利用合同詐騙”的本質特性去理解;反過來說，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利用“合同”這種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的形式，故意違背市場經濟中誠實信用的原則，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目的。在此過程中，其在簽訂合同時或簽訂合同前造了何種假、隱瞞了何種事實真相，都不是本質的問題，都不影響其合同詐騙犯罪的認定。當然，實踐中存在采取與簽訂、履行合同有關的、其他的偽造事實和隱瞞真相的詐騙方法，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難點之二：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及民事欺詐的界限

區分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合同糾紛中，有時是由民事欺詐所引起的，有的合同當事人并沒有實施欺騙行為，只是由于在標的物的質量、品種、包裝，交接貨時間、地點、運費支出等方面與對方當事人存在爭議或由于發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的經濟糾紛。實踐中，主要是民事欺詐引起的經濟糾紛與合同詐騙罪難以區分。

(一)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行為人有無實際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司法實踐中，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即已具備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資金、物資或技術。(2)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雖不具備履約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內能夠合法地籌劃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資金、物資或技術。(3)行為人不能按照合同規定來實際履行義務時，自己或他人能夠提供足夠擔保(包括代為履行和賠償損失)。

2.行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實際履行原則是合同法規定的重要原則之一，當事人是否為履行合同作出了積極努力，往往是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詐騙故意的依據之一。

3.標的物的處置情況。當事人對其占有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合同詐騙罪由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因此，行為人一旦取得了他人財物的控制權，就會將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揮霍，或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有的則攜款潛逃，不打算歸還。

4.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實際行動。實踐中，有的行為人雖然誠懇表示要承擔責任，實際上卻是拖延時間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筆者認為，應從“合理解釋”和“體現利益”相結合的角度來考查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行為人一再拖延的理由不合理并且不能給對方實際減少損失，就不是合同糾紛，而是合同詐騙。

(二)如何準確劃清利用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行為之間的界限，是司法實踐中頗為棘手的問題。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它和合同詐騙的相同點是：兩者都發生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根據法律規定，都屬于無效合同;兩者在客觀上都采取一定的欺詐手段。從根本上說，合同詐騙就是一種欺詐行為。

從認定犯罪的角度考察，純粹客觀方面和行為侵犯的客體性質本身無法作為衡量一行為究竟是合同詐騙罪還是民事欺詐的標志，只有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區別的關鍵所在。有無履約能力、是否有實際履行行為、欺詐程度如何等等應作為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數個方面，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作為區分的標準。由此可以看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關鍵是看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那么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何種行為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呢?

參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并結合近年來司法實踐經驗，一般認為，只要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夸大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又不積極努力履約合同，致對方當事人的經濟遭受損失，又不積極設法補救的;2.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3.開始確實只是為了解決一時資金困難，采取欺騙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獲取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的;4.通過簽訂合同獲取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揮霍浪費，致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5.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6.收到對方貨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不按合同約定內容履行合同，如組織約定貨源、提供約定服務等，而是用于炒股或者其他風險投資，無法償還的;7.合同簽訂后，無正當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還所收定金、保證金、預付款等的;8.在通過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部分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在對方當事人未出現法定事由的情況下，以“行使不安抗辯權”為借口，故意不履行合同義務，又無正當理由不返還應當返還對方當事人的貨物、貨款、定金、保證金或者材料費的;9.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裁判確定繼續履行合同義務或賠償對方損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財產時，隱瞞、轉移財產或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10.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用“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又與其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騙簽合同所獲得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歸還前次欠款的，致使后次合同資金無法償還的，等等。

難點之三：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共同犯罪形態

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行為人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進行詐騙的情況，那么被冒用者是否承擔刑事責任呢?另外，如果所簽訂合同需要擔保就會涉及到擔保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共犯的問題?筆者認為，針對這兩種情況，分析合同詐騙罪的共犯問題，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區別對待：

1.如果被冒用者在行為人冒用自己名義進行合同詐騙之后，才獲悉此情況，采取放任不管的消極態度，屬于“知情不舉”，不應承擔刑事責任。

2.如果被冒用者明知行為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活動而提供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蓋完章的空白合同書等重要信譽憑證的，實際上就起到幫助行為人實施合同詐騙的作用，無論其事后是否參與分贓，都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

3.保證人的情況比較好區分，根據具體案件考查其在提供擔保時是否明知行為人正在進行詐騙，如明知，則成立共犯;不明知，則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