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印刷廠與原告包裝廠系兩塊牌子，一套班子。1999年5月6日，同-泰*司與印刷廠簽訂定作合同一份，約定：由印刷廠印刷氧氟沙-星套盒等，同-泰*司檢驗合格出具收條及驗收單，根據標書價格，同-泰*司在印刷廠送貨后三個月按時付款結算。同時，在該合同的“其它約定事項”一欄內約定，制版費由印刷廠付款，總共四次付款，每付收900元，合計3600元。合同簽訂后，包裝廠即按照同-泰*司的要求為其制作包裝盒，同-泰*司給付部分加工費。

2001年5月21日同-泰*司向包裝廠下達氧氟沙-星注射液計劃訂單二份，其中一份訂單載明：氧氟沙-星注射液套盒4萬只，氧氟沙-星注射液說明書4萬張，采購期限(即交貨期限)為5月28日;另一份訂單載明：氧氟沙-星滴耳液小內盒2萬只，氧氟沙-星滴耳液雙套盒及套盒各2萬只，采購期限為6月1日。同年6月11日，同-泰*司又向包裝廠下達訂單一份：滴耳液說明書4萬張，采購期限為6月18日。這三張訂單均由包裝廠簽字認可。包裝廠于2001年6月22日完成了約定于5月28日交貨的訂單，并出具了產品清單，總額合計為14963.00元。同年6月25日，包裝廠向同-泰*司開出增值稅發票，注明總金額為14963.00元。約定于6月1日交貨的訂單及同-泰*司6月11日的訂單，包裝廠未為其加工。此后，同-泰*司未給包裝廠下定單。

2001年8月29日，同-泰*司向包裝廠出具對帳單回執一份，注明：經核對，我單位共欠你廠貨款23504.68元。同-泰*司在該對帳單回執上加蓋財務專用章。

2001年10月18日，同-泰*司與**藥業有限公司簽訂銷售合同一份，約定：由同-泰*司向**公司供應氧氟沙-星滴耳液6000支，每支單價12元，計金額72000元，在合同的其它約定事項一欄內約定：2001年11月5日前到貨，交貨方式為郵寄。合同簽訂后，同-泰*司于次日下達計劃給如皋市丁堰印刷廠，該計劃匯總表載明：滴耳液小內盒(老包裝)3萬只，滴耳液外套盒4000只，送貨期限為10月24日。在該計劃匯總表的備注欄內同時注明：滴耳液小內盒先送6千只，滴耳液外套盒先送600只。同-泰*司及丁堰印刷廠分別簽字確認。丁堰印刷廠接到同-泰*司的訂單后，即為同-泰*司加工內外套盒，并于2001年10月24日后的幾天內交付了滴耳液小內盒6000只、外套盒600只，同-泰*司亦已接受。該內外套盒即同-泰*司與**公司所訂合同標的物氧氟沙-星滴耳液6000支的內外包裝盒。

2001年11月26日，包裝廠向同-泰*司送氧氟沙-星滴耳液內盒2000只，計款100元;同年11月28日，包裝廠又向同-泰*司送氧氟沙-星滴耳液內盒8000只，計款400元。此后，包裝廠未為同-泰*司加工包裝盒，同-泰*司亦未給付加工費。

包裝廠于2002年4月向法院起訴，要求同-泰*司給付加工費24004.68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

同-泰*司提出答辯并反訴稱：欠包裝廠加工費屬實，數額準確。但包裝廠未完全履行我所下定單，且有兩套滴耳液非林膠片在包裝廠未返還，我公司只能重新委托丁堰印刷廠代為印刷，為此支付重新制作費1000元;包裝廠未履行我所下定單的行為亦導致我公司與**公司所訂銷售合同未能履行，造成利潤損失49180元。請求判令包裝廠：賠償利潤損失49180元;賠償滴耳液非林膠片重新制作費1000元;在法院的監督主持下，雙方共同銷毀兩套滴耳液非林膠片。

包裝廠爭對同-泰*司的反訴認為：因同-泰*司拖欠定作報酬，故我廠有權不再為其制作氧氟沙-星滴耳液包裝盒;且據同-泰*司陳述，丁堰印刷廠已為其制作了包裝盒，故不存在利潤損失。至于滴耳液非林膠片重新制作費1000元，同-泰*司并無證據證明。因此，應駁回同-泰*司的第1、2項反訴請求，對兩套滴耳液非林膠片同意在法院的監督主持下予以銷毀。

審判：

法院經審理認為：1999年5月26日同-泰*司與印刷廠簽訂的定作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印刷廠與包裝廠系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同-泰*司在合同訂立后將定單下給包裝廠，包裝廠亦已為其加工制作。同-泰*司尚欠包裝廠加工款24004.68元，雙方并無異議，同-泰*司應予支付。

對于同-泰*司主張的利潤損失49180元，法院認為：第一、同-泰*司于2001年5月21日及2001年6月11日給包裝廠下了三份訂單，包裝廠完成了其中一份，另兩份未完成，此后，同-泰*司未給包裝廠下達過訂單，而同-泰*司2001年10月18日才與**公司訂立合同，從時間上看，該合同的履行與否與包裝廠無直接的聯系。第二、同-泰*司與**公司訂立合同的第二天，同-泰*司即給丁堰印刷廠下訂單，委托其印制包裝盒(該訂單中包括同-泰*司與**公司所訂合同標的物需要的包裝盒)，據此，與履行該合同有直接聯系的是丁堰印刷廠而不是包裝廠。第三、**公司所需的6000支氧氟沙-星滴耳液的包裝盒，丁堰印刷廠在2001年10月24日后的幾天內即印制完畢并已交貨，同-泰*司對此事實無異議。而同-泰*司與**公司所訂合同的交貨期為2001年11月5日。因此，同-泰*司主張因包裝盒的問題造成其合同未履行證據不足。第四、同-泰*司認為丁堰印刷廠送貨后，其尚要生產藥水、檢驗等，拖延了時間，故未能履行與**公司的合同。對此，法院認為，生產藥水及檢驗是其自身的義務，同-泰*司在訂立合同時對此應作充分的估計，因其未履行自身義務造成合同未履行與包裝廠無關。綜合上述幾點，法院認為，同-泰*司與**公司所訂合同履行與否與包裝廠并無直接的聯系，且同-泰*司并無充分證據證明其與**公司的合同未履行，其主張該合同未履行的利潤損失證據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同-泰*司提供了如皋市**電腦工作室出具的制作清單及證明，用以證明其重新制作費1000元的損失，對此，法院認為：如皋市**電腦工作室出具的制作清單及證明系其自行書寫的制作膠片所需的材料及費用，系孤證，不足以證明同-泰*司確已委托如皋市**電腦工作室制作非林膠片，更不能證明同-泰*司支出制作費1000元的事實。同-泰*司并無其它證據佐證其主張，故對其要求賠償滴耳液非林膠片重新制作費1000元的請求不予支持。

對于兩套膠片，包裝廠及同-泰*司均同意在法院的監督主持下共同銷毀，法院照準。

據此，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作出判決：同-泰*司于判決生效后立即給付包裝廠定作物價款24004.68元。原、被告雙方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在法院的監督下共同銷毀氧氟沙-星滴耳液非林膠片兩套。駁回同-泰*司的反訴請求。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涉及到《合同法》中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在構成要件上有以下幾點：

第一、違約行為。即合同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義務的行為。這是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首要條件。它通常表現為拒絕履行、不履行、遲延履行、不當履行等形式。

必須注意的是：違約行為只能發生在合同關系中，如果合同關系不存在，就不能發生違約行為;其次，違約行為的主體只能是合同關系中的當事人，其它任何第三人由于對特定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不承擔任何義務，因而不能成為違約行為的當事人;再次，違約行為在客觀上表現為違反了合同約定的義務，違約行為正是合同當事人一方對約定的義務不履行，在客觀上表現為違反了合同的約定。

第二、財產權利損害的事實。這種損害事實，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受害人現有財產的減少，即加害人的違約行為實際上已經給對方造成財物的減少、滅失、毀損或支出的增加。間接損失是受害人可得利益的喪失，即應當得到的利益因違約行為的侵害而沒有得到。這種喪失的未來利益必須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是必得利益而不是假設利益，且必須是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即違約行為的直接影響所及范圍，超出該范圍，不認為是間接損失。

《合同法》第113條第1款規定“損失賠償額應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該規定的前一句確立了完全賠償原則，后一句是對可得利益的表述，也是對間接損失賠償的最準確表述。因此，在合同責任中，既要賠償直接損失，也要賠償間接損失。

第三、因果關系。即受害人的損失事實與違約行為之間有因果關系。這屬于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又叫“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哲學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事實上的因果關系解決的是責任能否構成的問題，也叫責任成立上的因果關系。主要表現為“無此即無彼”的關系(即必要條件規則)：如果沒有違約行為，就不會發生與它相應的法律后果，就可以認定違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它的一個檢驗規則就是“要是沒有”公式，要是沒有違約行為，仍然有損害結果，違約行為就不是損害結果的原因。

與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相對應的是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解決的是賠償范圍的問題。《合同法》第113條第1款后段規定：賠償數額“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該規定即可預見性規則。此規則是最主要的限定賠償范圍的規則，適用此規則應注意幾點：1、預見的主體必須是違反合同的一方當事人，而不是非違約一方或債權人。2、預見的時間，我國《合同法》確定為“訂立合同時”，而不是“違反合同時”。之所以確定為“訂立合同時”，是因為合同是當事人合意的產物，起著預先分配風險的功能，當事人通過合同確定了雙方的權利義務，相應地也就確定了合同風險由誰來承擔。3、預見的內容，國際上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只要預見到損害的類型就可以了;另外一種是除了損害的類型要預見到外，損害的數額也要預見到。通常是參照第一種做法，即只要求預見到損害的類型，對損害的具體數額不要求一定預見到。我國也可以這樣做。4、對適用可預見性的標準，我國《合同法》規定的是“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這個“應當預見到”實際上采用的是客觀標準，也就是一個通情達理的第三人處在該位置上能夠預見到的損失。

第四、不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學術界對違約行為采取何種歸責原則一直頗有爭議。《合同法》第107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合同法》在違約責任歸責原則上采取了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嚴格責任原則：無論違約方是否存在過錯，都應對違約行為承擔違約責任，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

但違約損害賠償中也有混合過錯。即當事人雙方都因過錯違反合同，造成一方或雙方財產損失，在此情況下，就應采用過失相抵原則。在一方損失的情況下，違約人對受害人只承擔自己過失所造成的那部分損失的賠償責任，對于受害人自己的違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應由其自己承擔。雙方均有損失的情況下，各自賠償對方的損失。《合同法》第119條、120條就是對混合過錯所作的規定：雙方都違反合同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方違約，對方當事人沒有采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結果都是過失相抵。

本案中，包裝廠存在違約行為，即未完成同-泰*司2001年5月21日的一份訂單及6月11日的訂單。但同-泰*司并無充足證據證明其與**公司2001年10月18日所訂合同未履行，給其造成利潤損失49180元;退一步講，即使存在利潤損失，包裝廠的違約行為與2001年10月18日合同未履行的后果也無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因此，同-泰*司的反訴請求不應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