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中國**保險公司（下稱**保險）在滬推出了新險種“雇員忠誠險”，根據規定，投保的公司如發現雇員有不忠誠行為，且導致公司利益受損的話，可向保險公司索賠。于是，中外合資**金獅塑膠工業公司（下稱**公司）在某保險經紀人的撮合下，與**保險于1997年7月1日簽訂了此項保險合同，當年12月，**公司委派雇員周-強到重慶設辦事處，以拓展業務。不料半年后，周-強在重慶失蹤，其經手的40余萬元貨款亦不知去向。**公司遂以周-強侵占公司財產為由向公安機關報了案，不料公安機關偵查未果。1998年10月19日，公司以雇員不忠誠為由，向**保險提出索賠。但**保險以免賠條款為由拒絕理賠，**公司就將**保險告上了法院。

上海市長寧區法院受理此案后，覺得此案對發展、規范我國的保險市場均有重要的借鑒與示范意義，特組成了由院長丁壽興親自任審判長的合議庭。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們發現，整個投保過程中雙方均存在許多過錯，如在投保人數問題上，**公司比實際的120人多保了10人，理由是今后還要招工，而出險的周-強所招聘的2名員工恰恰就是后來進公司的10人之一。**保險在簽約時并未按規定要求對方提供實際的花名冊，事發后只能被動地加以默認。又如，保單的條款擬定與執行，問題亦多多。按保單規定，損失賠償每例總額限定為20萬元，但這一例不知是指一人一例，還是多人一例，抑或一次一例。另外，損失不足20萬元的如何賠償，保單中也未一一說明。法庭上，**保險方面雖作了口頭解釋，但這種帶著極大隨意性的“規定”，極易產生歧義。還有，按保單規定，**公司應在投保前對其雇員作忠誠調查。但**公司并沒有這樣做，其理由是**保險也沒有當面提出此項要求，而提供的保單是英文版本，讓人看不懂，這也違反規定。

在法庭辯論中，雙方又就三個焦點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問題一：周-強的失蹤是否意味著不忠？**公司認為：“（**保險）公司同意對于雇主由于明細表中所述單個或多名雇員任何舞弊欺詐行為或不忠誠行為而遭受的以下一切直接經濟損失都將作出償付。”而周-強在保險期內攜款潛逃。（有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材料作證），使**公司蒙受了40多萬元的經濟損失，其行為確屬保單載明的欺詐和不忠誠行為，**保險應給予投保“雇員忠誠險”的**公司賠償20萬元。而**保險方則認為，“雇員忠誠險”承保的是雇員的人品，如雇員對雇主欺詐和不忠誠，并造成損失，就應賠償。但周-強如今失蹤，其可能性至少包括三點：一是本人攜款潛逃后去向不明；二是被人謀害后埋尸荒野；三是與雇主惡意串通后藏匿騙錢。三點中的有第一點才可定性對雇主不忠和欺詐，才屬保險的責任范圍。而公安機關至今未對周-強的失蹤作出偵查結論，故**保險不能在情況不明之下承擔賠償責任。

根據保單規定，投保的“風險地點”是青浦（上海）、杭州與無錫三地，但本案的出險地卻在重慶，這就引出了問題二：“雇員忠誠險”是無條件地對雇員保險，還是要受地域等條件的限制？**公司方認為：本公司的業務遍及全國，要求公司雇員只能在上述三地工作是沒有道理的，公司將貨物發往重慶，作為業務員的周-強去重慶收取貨款，在這期間他對公司有不忠誠行為，并導致公司經濟受損，由于周是被投過保的雇員，保險公司理應賠償，這是不能受地域限制的。話講回來，如要有地域限制，貨是從上海發出的，這個地域亦是上述三地之一，不應受限制。**保險方認為，保單中雙方約定，出險地點只有上述三地，**保險僅對**公司雇員在這三個經營場所內發生的欺詐行為負責，而**公司所稱的出險地點在重慶，**保險對保單約定的出險地點之外的這個經營場所發生的行為沒有負責的義務。同時，出險時，重慶辦事處未登記注冊，屬非法經營，所獲收益也屬非法收益，**保險只承保投保人的合法權益。

問題三是：根據保單規定，出險事故發生后3個月內，**公司需通知**保險，而過了3個月再提出，是否就喪失了“勝訴權”？**保險方認為：周-強失蹤是在1999年6月1日，時隔4個半月后**公司才發函要求索賠，雖然有悖雙方的約定，也使保險公司喪失了及時加入偵查、澄清案情的良好時機。因此，**公司理應喪失“勝訴權”。**公司方認為：案發后公司即向公安機關報了案。本想如公安機關破案追回贓款，就不必向**保險提出索賠，但4個多月后案子未破，才提出索賠，這不能被視為喪失“勝訴權”。另外，根據保單第10條規定，損失發生后12個月內都可提出理賠，故“勝訴權”在己方。

經過審理后合議庭認為：**保險與**公司簽訂的“雇員忠誠險”保險合同，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但雙方在締約過程中選擇了未經許可的保險經紀人，合同文本又未按規定使用中文文本，而是采用了英文文本，同時將風險地理范圍改為營業場所，保險公司應負主要過錯責任；在投保人員問題上，**公司多投保10人，而**保險又未對被保險人姓名、職業等具體情況認真履行核保職能，對此，雙方均有過錯；雇員周-強的失蹤應被視為對**公司的不忠誠，**保險對此有疑義，但又無法舉證。因此，其免賠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派周-強去重慶工作，未按約定事先告知**保險，出險后又未按合同約定在3個月內通知**保險，應負主要過錯責任；**公司按合同約定在12個月之內提出索賠，并未喪失勝訴權，而**保險對損失形成未盡審核之責，使自己處于不利地位，應承擔舉證不力的責任。鑒于雙方均有過錯的事實，又有和解的愿望，合議庭進行調解后，雙方達成協議，**保險公司“給付”**公司7.5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