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案審查階段。

《解釋》第188條規定，在立案審查時，有被告人下落不明情形的，人民法院“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

(2)審理階段。

《解釋》第20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應當中止審理。被告人歸案后，應當恢復審理，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

以上法律規定，對于絕對情形的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處理而言是適當的，但對于相對情形的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處理而言，存在以下弊端：

(1)自訴人無過錯喪失勝訴權。根據上述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刑事自訴案件，首先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在自訴人堅持告訴的情況下，則裁定駁回起訴，從而使自訴人喪失勝訴權，雖然是暫時的，但對于敗訴的結果而言，自訴人并不存在舉證不力或喪失訴訟時效等過錯。被告人下落不明也不是自訴人行為所致。因此，駁回自訴人起訴是立法上的不公。

(2)被告人歸案責任不明。被告人下落不明是被告人故意逃匿或隱匿造成，等待被告人覺悟后自行歸案，不能說不是一種奢望。由誰查清其下落促其歸案，是自訴人，或人民法院，或公安機關，法無明文規定，這不能不算是法律上的漏洞，致使司法實踐中形成下列現象：

①人民法院不會承擔被告人歸案的責任。對于被告人下落不明情節的處理，從立案到審理，人民法院均有法可依，可以駁回起訴，或中止審理，法律并未賦予人民法院負責查清被告人下落促其歸案的義務，況且查找并促使被告人歸案需要投入一定的警力和物力，采取一定的偵查手段，而人民法院是審判機關，并不具有偵查職能，從客觀上講也無力承擔被告人歸案的責任。

②公安機關不愿承擔被告人歸案的責任。《解釋》第一條規定，對于輕微刑事自訴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的，是證據不足的，和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以上徒刑的情形的案件。《規定》第四條則強調，輕微刑事案件中，對于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而對于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處理，均沒有列入可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范圍。因此，這類由人民法院直接立案審理的案件，公安機關認為不屬自己管轄，接收此類案件于法無據。即使人

民法院向公安機關移送，公安機關也是拒收。從人力物力的投入，和查找被告人下落的難度上講，公安機關也不愿承擔被告人歸案的責任。

③自訴人難以承擔被告人歸案的責任。自訴人因自身的人身權利受到侵犯，求助于人民法院，本身就屬于弱者一方，讓自訴人自行承擔被告人歸案責任的難度可想而知。作為公民個人，自訴人不能非法行使偵查權采取偵查手段，只有提供線索，配合協助司法機關查找被告人下落，但在人民法院、公安機關不正式介入的前提下，單靠自訴人個人力量難以承擔被告人歸案責任。

(3)容易導致此類案件久拖不審，久審不結，嚴重損害被害人合法權益。由于法律上將“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視為人民法院可以中止審理的情節，而下落不明的標準由案件的承辦人具體掌握，恢復審理也是由承辦人決定，那么，難免不會出現承辦人不認真履行職責核實被告人下落，輕易將案件中止，或出于種種原因，不按規定恢復審理，“合法”地將案件久拖不審，久審不結，使被害人的告狀如石沉大海，權利的實現遙遙無期。

(4)有放縱被告人逃避法律責任之嫌。對于被告人故意隱匿或逃匿的行為，法律上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處罰手段，反而消極地讓人民法院中止審理，對被害人的控告不予支持，等于變相鼓勵被告人下落不明。

立法上的不足，造成被告人歸案的責任不明，自訴人的訴權難以實現，人身權利及相關權利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證，動搖了法律的公信力。自訴人覺得告狀無門，有可能鋌而走險，采取非法手段緝捕被告人，或找被告人自行了斷，容易釀成新的治安甚至刑事案件。也不利于打擊犯罪，教育廣大群眾遵紀守法，負面影響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