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被我國刑法列為應剝奪的政治權利的首要內容。對于該項內容的涵義的理解，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所謂“選舉權”，是指選舉法規定的，公民可以參加選舉活動，按照本人的自由意志投票選舉人民代表等職務的權利：“被選舉權”是指根據選舉法的規定，公民可以被提名為人民代表等職務的候選人，當選為人民代表等職務的權利。[1]另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的“選舉”，既包括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也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村民委員會領導人員的選舉。[2]

在筆者看來，相對于第一種觀點而言，第二種觀點主張在維持“選舉”一詞的基本內涵(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不變的前提下，對“選舉”作廣義的理解，其意在拓展“選舉”一詞的涵括面，從而強化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功能，因而其出發點是好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該觀點確有—定的法律根據。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2條第1款規定：“年滿18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由此看來，將“選舉”僅理解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從表面上看，似有限定過窄之弊。其實則不然。筆者認為，我國刑法規定的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僅指憲法第34條規定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不應當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村民委員會中的各種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就是說，選舉權是公民選擇代表機關代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權利;被選舉權是公民被推舉為代表機關代表或國家公職人員的權利。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慮：從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法律依據來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政治權利，刑法對憲法賦予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剝奪，應當以憲法的明確授權或確認為根據。因此，對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必須以憲法的相關規定為基礎，從而與憲法學上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保持一致。盡管選舉的形式用得很廣，例如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等等，都采用選舉的形式產生自己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但這些都屬于廣義選舉的范疇。憲法學論述的選舉制度，“并不是廣義的選舉，而是指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原則、程序以及方式方法的總和。”[3]再從刑法第54條關于剝奪政治權利各項內容的規定來看，被選舉為擔任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人員的權利應當被認為已有機地包含在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這兩項內容之中。就選舉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人員的權利而言，該項權利同選舉國家代表機關代表的權利在重要性和神圣性上不可同日而語，刑法沒有必要予以剝奪，如果確有剝奪該種選舉權之必要的，可以通過制定專門法規或章程將其作為剝奪政治權利的必然結果加以規定即可。至于村民委員會領導人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剝奪，基于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已有專門規定，將其視為剝奪政治權利的自然后果即可，亦沒有必要納入刑法第54條所規定的作為剝奪政治權利首項內容的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去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