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構成要件

客體要件

本罪名在《刑法》分則中處于第六章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中，因此，從一般客體來說，其犯罪客體為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本罪的具體客體，有人認為是“司法機關追索財物的正常活動”，也有人認為是“司法機關查明犯罪證明犯罪的活動”。我認為這兩者均不能涵蓋本罪的全部具體客體。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證，能夠證明案件的事實及贓物去向，并印證犯罪分子的犯罪動機等，對于查明案件事實，證明犯罪有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機關應依法追繳的范圍，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觀上給司法機關追繳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動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體應當是司法機關正常查明犯罪，追繳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動。

客觀要件

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定，本罪客觀方面包括“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窩藏，是指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處所，有隱匿、保管的主觀故意。轉移，是指將犯罪分子搬動、運輸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窩藏和轉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達到足以影響司法機關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繳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動的程度，如在一個房間內的轉移贓物行為不能構成本罪的客觀行為。收購，主要是針對1992年兩高有關司法解釋中所說的“低價購進、高價賣出”的行為，司法實踐中主要是針對以收購廢品為名大量收購贓物的行為，是指有償購入，然后再高價出賣的情況。要注意區別“收購”與“收買”的區別，收買是指買贓自用，其主觀上是一種貪圖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為銷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幫助其銷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為。對于本罪的兜底條款“以其他方法”，則應當根據其主觀故意及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司法秩序來進行判斷，其核心標準在于掩飾和隱瞞兩種效果。掩飾是通過改變物體的外部形狀的方式達到與原贓物相區別，而避免被司法追繳的目的；隱瞞則是通過隱匿、謊稱等方式，在不改變外部形狀的情況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種不為人知的地點，避免被司法機關追繳。只要采取這兩類方法，達到了妨害司法活動的程度，則是本罪的客觀行為。

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從理論上講，本罪主體不包括上游犯罪實施人，即產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實施人，而是幫助犯罪份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為人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則屬于在犯罪后對贓物的處理行為，在刑法理論上叫后續行為，為此前上游犯罪行為所吸收，不另行處罰。法人能夠成為本罪的主體。

主觀要件

要求必須是一種明知，對于本罪的明知有兩個方面必須注意，一是明知的內容。應該是明知該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為人知道該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時，就應當認定其主觀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為人必須明知該物品是什么具體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該物品具體是什么物品，有何價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為人明知的程度必須達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違法所得。因而如果行為人只是知道該物品是他人違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將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應當構成本罪。

對?“明知”的理解。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區分罪與非罪的前提條件。是否“明知”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態，證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卻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其證明力隨著口供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因為犯罪嫌疑人受趨利避害思維的影響，往往拒不供認其對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偵查階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將直接影響到自己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直接影響到司法機關是否對自己的行為定罪量刑時，為了逃避刑罰，犯罪嫌疑人往往會推翻原來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別是在一對一交易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會矢口否認，極力否認自己是“明知”的，給認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難。因此，正確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為打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關鍵。在司法實踐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其“明知”的情況下，辦案人員對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辦法。由于這種推定是辦案人員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形成的一種內心確信，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掌握，外延不宜過大。第一，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適用推定。推定必須是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心態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僅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認，但有其他證據證實“明知”，則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賣贓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贓物來源，或者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親眼目睹了盜竊或搶劫贓物的過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認“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賣贓者(只有1人)稱已告知贓物的不法來源，也就是在證明“明知”的問題上，證據出現一對一的情況下，應該結合其他客觀事實加以佐證。

司法實踐中，如果在交易過程買賣雙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認，又沒有賣贓者已告知收贓人贓物來源的供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對象為機動車，那么直接依據《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司法解釋關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對象為機動車以外的普通財物，則采用事實推定的方法來判斷犯罪嫌疑人對贓物不法來源“明知”的認識程度：一是看贓物交易的時間、地點，如夜間收購、路邊收購?，對“明知”認識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購、市場收購；二是看贓物的品種、質量，如果贓物屬于剛在市場發行的新產品，則不法來源的可能性就大，因為合法的所有者不會輕易賣掉，除非搶劫或盜竊所得贓物；三是看交易的價格，是否顯著低于市場價值，根據經驗，一般賣贓者所得贓款僅僅是贓物鑒定價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無正當的交易手續，賣贓者是否急于脫手；五是看贓物與賣方身份、體貌的匹配性以及賣主對贓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別列出可證明“明知”的基礎事實和可反駁“明知”的基礎事實進行分析比較，再結合人們一般的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判斷哪一方的事實和理由更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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