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賄賂犯罪呈現跨國蔓延的趨勢，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第58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同年12月，該公約在墨西哥梅里達舉行的國際反腐敗會議上開放，供各國簽署。為了紀念該公約的簽署、喚起國際社會對腐敗問題的重視，聯合國將每年的12月9日確立為國際反腐敗日。《公約》共71條，分為8章。其前3章就公職賄賂犯罪和商業賄賂犯罪的危害、定義及對策等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第66條“爭端的解決”第2款予以保留的情況下，批準了該公約，同年12月14日《公約》對我國生效。一、商業賄賂犯罪概念之厘清2006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胡*濤總書記指出：“要認真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堅決糾正不正當交易行為，依法查處商業賄賂案件。”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強調要把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作為2006年反腐倡廉的重點，重點治理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以及資源開發和經銷等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為響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全國展開了治理商業賄賂的專項斗爭。由于商業賄賂犯罪并非我國的法定罪名，也由于刑事政策的宏觀性，學界多從不同層面理解商業賄賂犯罪，對商業賄賂做了各種各樣的闡釋，導致了商業賄賂犯罪概念的模糊甚至誤解，有必要予以厘清。（一）廣義商業賄賂犯罪與公職賄賂犯罪關于商業賄賂犯罪概念的界定大致有四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指經營者為了獲得交易機會或有利的交易條件而不當地給予相關單位或個人好處，或者與商業活動密切相關的人，利用其所處有利地位，不正當地收受經營者好處的行為。這種意義上的商業賄賂不是一個專業術語，也不是特指一種行為，而是指兩類行為：商業行賄行為和商業受賄行為。[1]9另一種觀點認為，在商業活動中，經營者為購買或者銷售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違反國家規定，采用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為是商業賄賂。商業賄賂雖然發生在商業、貿易和投資等領域，但是由于政府目前對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管理都起著重要作用，因而我國商業賄賂犯罪突出表現為商業活動主體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2]1689第三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指市場參與者為謀取商業利益而故意采取各種賄賂手段侵害正常市場秩序的行為。[3]5第四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著眼于賄賂發生的領域而形成的概念，即發生在商業領域的賄賂就是商業賄賂；而刑法主要是根據主體性質的區別規定了各種不同的受賄罪與行賄罪。所以，商業受賄與商業行賄在刑法上分別對應的并不是一個條文，而是多個條文。換言之，商業賄賂、商業受賄、商業行賄都不是刑法概念。商業賄賂并非刑法意義上的類罪，也不是刑法意義上的獨立的犯罪類型。因此，不僅完全沒有必要而且不應當在刑法意義上討論所謂“商業賄賂”的犯罪構成要件（商業賄賂犯罪刑法概念否定論）。[4]5前三種觀點認為，商業賄賂是發生在商業領域的賄賂犯罪，包括商業活動主體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搞權錢交易，即一般意義上的賄賂罪。因此，其對商業賄賂的界定是廣義的。第四種觀點認為，凡是發生在商業領域的行賄、受賄與介紹賄賂現象，都可以稱為商業賄賂，商業賄賂犯罪不是刑法意義上的獨立的犯罪類型，不應當在刑法意義上討論其犯罪構成。基于此，這種觀點指出：“既然刑法沒有規定所謂商業賄賂罪，刑法理論上就不能也不應當編造出所謂商業賄賂罪的構成要件。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刑法對各種賄賂犯罪規定的比較全面，即使從立法角度而言，也不必另行增設所謂商業賄賂罪。所以，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需要掌握的是刑法所規定的各種賄賂犯罪的法益與構成要件，然后判斷現實發生的事實是否符合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因為離開刑法的規定，另行確立商業賄賂的犯罪構成要件，再依據所謂商業賄賂罪的構成要件認定犯罪的做法，必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此外，司法機關也不能因為全國全面展開了治理商業賄賂的專項工作，就忽略了對其他領域的賄賂犯罪的查處。”[4]5-6這種觀點從我國刑法的規定出發看問題，也符合我國現行的商業賄賂刑事政策的現實，當然有其合理性，其實質仍然是一種廣義的商業賄賂犯罪概念，但其沒有進一步探討商業賄賂犯罪的精確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