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了《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本律師，依照自己對法律的理解，結合辦案實務中常遇到的問題，對該《意見》提出自己的解讀和點評。

其一，所謂“開設賭場”，是指開設專門用于進行賭博的場所。何謂“專門用于進行賭博的場所”，應有客觀存在的相關證據予以證明，不能憑空推定。但該條第(一)、(二)、(三)、(七)、(八)款規定的側重點，均是設置賭博機的數量問題，而第(六)款則強調累計參與人數是否達到20人的問題。此規定背后的邏輯推理是：有賭博機在(最低數額是2臺)，就有人“開設賭場”;累計參賭人數達20人的，就有人“開設賭場”。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維，存在明顯不合理的因素。如小店里放置有游戲機，每天“小賭怡情”的參與者不少，但實際發生的“賭博”數額有可能很少，甚至存在參與者玩一天頂多輸一兩百塊元的情形;又如暫時放置賭博機或新購進賭博機，但并未實際用于賭博或賭資數額很小的情形，均不符合“開設賭場”的實質要件，不應涉及賭博犯罪的問題。

其二，該條第(二)、(三)款的規定，根本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小學生等群體沉溺于賭博。但本律師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應是通過工商行政管理、行政處罰等非罪化管理方式予以處理，如在學校周圍一定區域范圍內禁止開設游戲廳、網吧等經營場所，嚴禁未成年人進入等。但縱觀整個《意見》的規定，重罰重判規定占主導地位，缺乏加強市場監管、社會綜合治理的理性“聲音”，缺乏非罪化的配套管理措施，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手段性。

其三，針對該條第(四)款所規定的“違法所得累計達到5000元以上的”條款，第(五)款所規定的“賭資數額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條款，在實際操作上會遇到取證難，也容易出現被辦案機關濫用的問題。如上述的中小學校附近的小店，店主既經營其他合法商品，又設置賭博機進行賭博活動，其所獲得的款項是混合在一起的，除了店主口供外，很難分清涉案款項，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來源于賭博活動的違法所得;至于“賭資數額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的規定，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除了當場繳獲的賭資，其他辦案機關認定的涉案款項，是否是來源于賭博活動的違法所得，很難排除合理懷疑，容易出現辦案機關濫用該款規定的可能。

其四，針對該條第(八)款的規定，本律師認為：更合理的做法應是，若行為人因賭博、開設賭場被判處刑罰的，法院應同時作出禁止行為人在一定期間范圍內從事“賭博”相關行業的禁止令，以最大限度地防范其再犯此類犯罪案件，而非一味的重罰重判有“前科”的涉賭人員。沒有人天生喜歡犯罪或不斷地犯罪，沒有人喜歡“安家”在監獄或看守所。

其五，《刑法》本身已規定太多的“兜底”性條款，飽受學界非議，客觀上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該規定第(九)款再規定“兜底”性條款，明顯不具備法律規范所要求的明確性。這樣的條款，在司法實務中，容易出現被辦案機關濫用的問題。

設置賭博機組織賭博活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數量或者數額達到第二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六項規定標準六倍以上的;

(二)因設置賭博機被行政處罰后，兩年內再設置賭博機30臺以上的;

(三)因賭博、開設賭場犯罪被刑事處罰后，五年內再設置賭博機30臺以上的;

(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可同時供多人使用的賭博機，臺數按照能夠獨立供一人進行賭博活動的操作基本單元的數量認定。

在兩個以上地點設置賭博機，賭博機的數量、違法所得、賭資數額、參賭人數等均合并計算。

律師點評：

行為人“開設賭場”的行為，是否符合“情節嚴重”的規定，最核心因素應考慮如下幾點：一是“抽頭營利”、違法所得數額大小;二是涉案賭場參賭人數多少;三是持續經營時間長短等。而《意見》規定，過多強調放置賭博機的數量、涉賭人員是否有前科、是否是累犯等因素，明顯存在矯枉過正的因素，明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將違法所得數額大小，作為課處刑罰的最核心依據，更具有合理性，更符合賭博罪系經濟犯罪的本質特征。不應把“賭博罪”案件，認定為“罪大惡極”的重罪，有點“苗頭”就重判重罰，陷進重刑主義的思維誤區。依法懲處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的犯罪活動，更應講究社會綜合治理和有效的市場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