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密爾頓的論述值得參考：“法官在互相矛盾的兩種法律中作出司法裁決可舉一常見之事為例。時常有兩種在整體上或部分上互相矛盾的法律存在，且均無在某種情況下撤銷或失效的規定。在此種情況下，法院有澄清之責。法院如能設法加以調和，從法理上考慮自應予以調和一致;如不能做到此點，則有必要選用其一。”具體講：

(一)解釋窮盡原則

1、效力解釋優先。即首先要與上位法進行比較，看是否可能“在某種情況下撤銷或失效”。這是法制統一的要求，是處理審判規范沖突的法理規則，也為立法法等法律明確規定。

2、窮盡一切解釋方法，盡量使規章有效而且不矛盾，也就是“調和一致”。人民法院應運用一切必要的解釋方法，特別是系統解釋、目的解釋、歷史解釋等方法，盡最大努力求得字面上不一致或單純文理解釋不一致的行政規章實質上一致的結論，以維護規章的安定性并以此尊重行政機關的權威，嚴防僭越行政權。

3、如果得出的結論大謬不經，或有違公共利益，或不正當地置行政管理相對人于不利地位，則“有必要選用其一”。

(二)行政機關承擔解釋的全部不利后果原則

國務院裁決甲規章有效乙規章無效，或者在解釋中新創設了規則，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得因在此之前依乙規章或“法不禁止即可為”的普通法理即法律保留原則為一定行為而承擔不利后果。行政機關制定了不一致的規章，從行政機關整體上看這本身就是一種行政過錯，因為一方面行政管理相對人無所適從或者承擔雙重義務，另一方面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可能在具體行政行為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規章為依據，弄法擅權。因此，解釋窮盡仍不能解決案件適用規章的問題，則在不違反上位法的情況下應選擇對行政管理相對人有利的規章或其解釋予以適用。正是在這一點上人民法院的解釋或許與國務院的解釋或者裁決不一致;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人民法院獨立地解釋和選擇適用行政規章才具有積極意義。

當然不同的行政管理相對人在個案中會有沖突利益，在此情況下應選擇對公共利益有利的規章或解釋，而因此承擔超出正當義務以外不利后果的另一部分行政管理相對人也同樣有權依另一規章要求人民法院確認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因為既然規范沖突責任在行政機關，“左右逢源”的自然應當是行政管理相對人。這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能夠敦促行政機關盡快解決規章不一致的問題，恢復行政的有序狀態。

(三)人民法院先行解釋和裁判原則

1、不主動解釋。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必須恪守審判權的界限，保持審判權行使的被動性，有爭議斯有司法。如果主動解釋，不僅侵犯行政權，而且以我國行政規章的數量之多，一一加以解釋亦非人民法院能夠勝任。

2、有限解釋。基于上述同樣理由，人民法院只宜就訴訟爭議涉及的問題予以解釋，即對爭議范圍中，行政機關作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的行政規章的有關聯的條款進行解釋。

3、附帶性解釋和具體解釋。即以案件判決、裁定的形式予以解釋。既然解釋是被動的、有嚴格范圍限制的，以專門的脫離具體案件的抽象形式予以解釋顯然不妥。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由審判委員會審核已經生效的裁判文書后予以發布的形式，賦予具體的個案解釋以約束所有下級法院的效力，并使制定規章的行政機關的下級機關和行政管理相對人有所依循。

(四)國務院最終解釋和裁決原則

1、國務院的解釋或者裁決能夠有限約束人民法院。解釋或者裁決一經作出，人民法院審理以后的案件時不參照相應規章則已，只要參照就要以國務院的解釋或者裁決為準。

2、人民法院應在案件裁判生效后將沖突的行政規章立即送請國務院解釋或裁決。當然，將結合具體案件作出的解釋一并轉送國務院參考也是必要的。這是履行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的法定職責。行政目的與行政審判的目的畢竟有區別，這樣做可以盡快澄清行政意圖，避免個案審判中的解釋長時期地成為實際的行政法律規范。

3、最終解釋不溯及既往。即國務院最終解釋的效力只及于其頒布生效以后的行政行為，以前的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仍然以人民法院的解釋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