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體的視角出發，公共收入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三類：無償性收入、契約性收入與強制性收入，第一類收入曾經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的影響力日趨削弱。相比較而言，后兩類收入形式在現代社會已經很普遍了。契約性收入要求政府必須像私人世界那樣運作，政府收入類似于契約當事人間的協定。從理論上看，無償性收入與契約性收入都是自愿性收入。而收費是征稅權的一種體現。

一般認為，在征稅權下被征收的收入具有一個共同點，即這類收入被政府強制性地征收。收費具有強制性，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講的，即如果個人想要合法地享受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那么他必須作一定的支付。這里的收費不同于市場上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雖然在市場上，消費者想要消費產品，也必須支付一個價格。但價格所體現的是一種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契約關系，是一種自愿性行為。而在收費過程中，雖然也存在著消費與支付的對應關系，但是其運作環境卻是不同的。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務是競爭性的，與私人企業公開競爭，那么個人就有選擇權。他選擇政府機構的服務，就相當于支付了一個價格。此時政府所獲得的收入是契約性的，或者講類似于私人收入。

然而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務具有實際的壟斷性，它能夠征收它所愿意征收的數量，那么個人實際上就沒有選擇權。此時政府確實可以依據不同的方式來提供它的服務。它可以免費提供這些服務，用一般性稅收來彌補這些成本;它也可以對特別受益人征收一定比例的費用，部分或全部彌補服務的成本;它還可以收取一個大于成本的數量，獲得一個“壟斷利潤”。此時對個體的征收變成了一種明顯的負擔。這種支付就是稅收。但只要政府作了一個壟斷性的征收，不管是稅還是費，這者蓐是一種強制性的支付而不是一個契約性價格。

在行政收費過程中，政府在向居民或企業提供服務時總是處于壟斷地位，也就是說，一些服務除了政府以外是不可能被提供的。如辦理許可證、簽證、商標注冊等，都是法律賦予了政府行政部門的權利。個體在享受服務時幾乎沒有選擇權。此外，行政收費的標準、對象與期限都是國家法定的。在立法的背景下，這種強制性體現得更加明顯。

(二)特定性

行政收費的對象具有特定性。政府在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向特定受益個體收取一定的費用。這就是說，收費機制實際上在個體消費與支付之間建立了一種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暗含著沒有支付的個體將被排除在服務消費之外。收費對象的“特定性”與征稅對象的“一般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征稅過程中產品與服務的受益者很可能并不是實際的支付者，也就是說，某一納稅人雖然也享受到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用，但它并沒有在客觀上排除其他不支付者在同一產品中受益。而收費則不同。“誰支付，誰受益”原則在這一過程中有較明顯的體現。此外，在征稅過程中，政府往往關注某一階層或某一行業的具體情況，包括收入分配、成本負擔、贏利狀況及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等。而在收費過程中，政府雖然也會考慮到一些公共利益因素，但是原則上還是針對分散的個體。

行政收費項目具有特定性。與征稅一樣，收費項目一般是依法特別設定的，即并非所有的行政管理服務都可以列入收費范圍。收費立項通過比較嚴格的程序來設定，其中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哪些項目具有排他性的受益對象。如一些本應歸入國家行政機關職責范圍內的公務性支出就不應該通過收費來彌補。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如果所有的行政管理服務都被納入收費范疇，那么收費本質上就已經轉化成稅收了。

(三)補償性

與稅收的一個明顯區別是，行政收費行為具有補償性。盡管在宏觀上稅收依然可以看作政府在提供社會產品和服務方面與納稅人之間存在利益交換行為，但就具體某一群體或個人而言，這種一般性服務決沒有直接量化為精確的與納稅額對應的受益度量。所以一般認為，稅收具有無償性。而對于收費來講，政府依據提供的特定服務進行征收。政府既可以直接提供某項服務，也可以賦予個體某種特權。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要求個體對應地作出一定的補償。

費的補償性要求政府對個體的征收既不能為零，也不能大于服務的成本。在競爭市場上，對個體產生的收益等于成本，即個體愿意支付的量等于價格，而價格完全被成本固定。但只要存在壟斷，個體的支付就會大于成本，個體的收益也會隨著他所做的犧牲比例下降。

價格超過正常收益(可以用成本來測量)意味著對個人征收了一定量的稅。對于政府來講，這同樣成立。政府可能像私人競爭者一樣，以成本來出售服務。此時對個體產生的特定收益與對政府產生的成本是對應的。但只要政府是壟斷者，收取比成本更高的費用，那么對個體的特定收益就會相對下降，直到最后征收的數量是如此之大，以至特定的收益被合并進了具體的成本中，收益沒有一個相對應的支付，這實際上是一種特別稅。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免費地提供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對個體產生的特定收益會被一般性收益合并。免費提供服務的真正理由是不存在特定收益。因此對個體的特定收益政府提供服務的成本是相關的。如果沒有收費或收費大大少于成本，實際上特定收益已經轉化成了一般性收益。如果收費大于成本，對個體的特定收益則會轉化成一種特定負擔，此時就形成了稅。政府進行行政管理與提供行政服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與人力。這些費用屬于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結果，因此主要應該有稅收收入彌補。但對于某些行政管理與服務來講，確實為特定個體帶來了收益，并且這些收益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獲得。按照**·斯密的觀點，這部分成本由特定受益人的支付來負擔是合理的。

(四)非贏利性

行政收費的非贏利性主要體現在征收主體的性質上。行政收費的征收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與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職權的單位，是政府的主要組成部分。與私人部門不同，政府收費沒有贏利性。政府雖然在向公眾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僅僅出于彌補成本或管理的需要。政府不會像私人企業那樣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收贅過程中，政府首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公共利益。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收取的費用只占成本的一小部分。當然在缺乏對官僚監督的情況下，收費有可能成為其牟取租金的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政府行政壟斷權力的濫用，與收費的本質是相抵觸的。

(五)累退性

行政收費具有潛在的累退性。與稅收不同，收費依據的是受益原則，即政府對直接受益人征收，而不考慮繳費人的能力與收入差別。這實際上暗示著需要政府服務的低收入居民面臨著高負擔。因為與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者支付了一個更大比例的收入。因此收費的這種累退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