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體的視角出發(fā)，公共收入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三類：無償性收入、契約性收入與強制性收入，第一類收入曾經(jīng)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的影響力日趨削弱。相比較而言，后兩類收入形式在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很普遍了。契約性收入要求政府必須像私人世界那樣運作，政府收入類似于契約當事人間的協(xié)定。從理論上看，無償性收入與契約性收入都是自愿性收入。而收費是征稅權(quán)的一種體現(xiàn)。

一般認為，在征稅權(quán)下被征收的收入具有一個共同點，即這類收入被政府強制性地征收。收費具有強制性，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講的，即如果個人想要合法地享受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那么他必須作一定的支付。這里的收費不同于市場上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雖然在市場上，消費者想要消費產(chǎn)品，也必須支付一個價格。但價格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消費者與生產(chǎn)者間的契約關(guān)系，是一種自愿性行為。而在收費過程中，雖然也存在著消費與支付的對應關(guān)系，但是其運作環(huán)境卻是不同的。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務是競爭性的，與私人企業(yè)公開競爭，那么個人就有選擇權(quán)。他選擇政府機構(gòu)的服務，就相當于支付了一個價格。此時政府所獲得的收入是契約性的，或者講類似于私人收入。

然而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務具有實際的壟斷性，它能夠征收它所愿意征收的數(shù)量，那么個人實際上就沒有選擇權(quán)。此時政府確實可以依據(jù)不同的方式來提供它的服務。它可以免費提供這些服務，用一般性稅收來彌補這些成本;它也可以對特別受益人征收一定比例的費用，部分或全部彌補服務的成本;它還可以收取一個大于成本的數(shù)量，獲得一個“壟斷利潤”。此時對個體的征收變成了一種明顯的負擔。這種支付就是稅收。但只要政府作了一個壟斷性的征收，不管是稅還是費，這者蓐是一種強制性的支付而不是一個契約性價格。

在行政收費過程中，政府在向居民或企業(yè)提供服務時總是處于壟斷地位，也就是說，一些服務除了政府以外是不可能被提供的。如辦理許可證、簽證、商標注冊等，都是法律賦予了政府行政部門的權(quán)利。個體在享受服務時幾乎沒有選擇權(quán)。此外，行政收費的標準、對象與期限都是國家法定的。在立法的背景下，這種強制性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

(二)特定性

行政收費的對象具有特定性。政府在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向特定受益?zhèn)€體收取一定的費用。這就是說，收費機制實際上在個體消費與支付之間建立了一種緊密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暗含著沒有支付的個體將被排除在服務消費之外。收費對象的“特定性”與征稅對象的“一般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征稅過程中產(chǎn)品與服務的受益者很可能并不是實際的支付者，也就是說，某一納稅人雖然也享受到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用，但它并沒有在客觀上排除其他不支付者在同一產(chǎn)品中受益。而收費則不同。“誰支付，誰受益”原則在這一過程中有較明顯的體現(xiàn)。此外，在征稅過程中，政府往往關(guān)注某一階層或某一行業(yè)的具體情況，包括收入分配、成本負擔、贏利狀況及對國民經(jīng)濟的影響等。而在收費過程中，政府雖然也會考慮到一些公共利益因素，但是原則上還是針對分散的個體。

行政收費項目具有特定性。與征稅一樣，收費項目一般是依法特別設定的，即并非所有的行政管理服務都可以列入收費范圍。收費立項通過比較嚴格的程序來設定，其中首要考慮的問題是哪些項目具有排他性的受益對象。如一些本應歸入國家行政機關(guān)職責范圍內(nèi)的公務性支出就不應該通過收費來彌補。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如果所有的行政管理服務都被納入收費范疇，那么收費本質(zhì)上就已經(jīng)轉(zhuǎn)化成稅收了。

(三)補償性

與稅收的一個明顯區(qū)別是，行政收費行為具有補償性。盡管在宏觀上稅收依然可以看作政府在提供社會產(chǎn)品和服務方面與納稅人之間存在利益交換行為，但就具體某一群體或個人而言，這種一般性服務決沒有直接量化為精確的與納稅額對應的受益度量。所以一般認為，稅收具有無償性。而對于收費來講，政府依據(jù)提供的特定服務進行征收。政府既可以直接提供某項服務，也可以賦予個體某種特權(quán)。在每一種情況下，都要求個體對應地作出一定的補償。

費的補償性要求政府對個體的征收既不能為零，也不能大于服務的成本。在競爭市場上，對個體產(chǎn)生的收益等于成本，即個體愿意支付的量等于價格，而價格完全被成本固定。但只要存在壟斷，個體的支付就會大于成本，個體的收益也會隨著他所做的犧牲比例下降。

價格超過正常收益(可以用成本來測量)意味著對個人征收了一定量的稅。對于政府來講，這同樣成立。政府可能像私人競爭者一樣，以成本來出售服務。此時對個體產(chǎn)生的特定收益與對政府產(chǎn)生的成本是對應的。但只要政府是壟斷者，收取比成本更高的費用，那么對個體的特定收益就會相對下降，直到最后征收的數(shù)量是如此之大，以至特定的收益被合并進了具體的成本中，收益沒有一個相對應的支付，這實際上是一種特別稅。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免費地提供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對個體產(chǎn)生的特定收益會被一般性收益合并。免費提供服務的真正理由是不存在特定收益。因此對個體的特定收益政府提供服務的成本是相關(guān)的。如果沒有收費或收費大大少于成本，實際上特定收益已經(jīng)轉(zhuǎn)化成了一般性收益。如果收費大于成本，對個體的特定收益則會轉(zhuǎn)化成一種特定負擔，此時就形成了稅。政府進行行政管理與提供行政服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財力與人力。這些費用屬于國家機器正常運轉(zhuǎn)的結(jié)果，因此主要應該有稅收收入彌補。但對于某些行政管理與服務來講，確實為特定個體帶來了收益，并且這些收益不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獲得。按照**·斯密的觀點，這部分成本由特定受益人的支付來負擔是合理的。

(四)非贏利性

行政收費的非贏利性主要體現(xiàn)在征收主體的性質(zhì)上。行政收費的征收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guān)與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職權(quán)的單位，是政府的主要組成部分。與私人部門不同，政府收費沒有贏利性。政府雖然在向公眾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收取一定的費用，但這僅僅出于彌補成本或管理的需要。政府不會像私人企業(yè)那樣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收贅過程中，政府首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公共利益。因此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收取的費用只占成本的一小部分。當然在缺乏對官僚監(jiān)督的情況下，收費有可能成為其牟取租金的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政府行政壟斷權(quán)力的濫用，與收費的本質(zhì)是相抵觸的。

(五)累退性

行政收費具有潛在的累退性。與稅收不同，收費依據(jù)的是受益原則，即政府對直接受益人征收，而不考慮繳費人的能力與收入差別。這實際上暗示著需要政府服務的低收入居民面臨著高負擔。因為與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者支付了一個更大比例的收入。因此收費的這種累退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