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發(fā)生民事糾紛的原因也越來越復雜。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誘因責任應如何承擔，無明確法律規(guī)定，審判實務中認識與做法也不盡一致。有的認為誘因并不符合民事侵權因果關系要件，不應承擔民事責任;而有的認為誘因是間接原因，應承擔次要的民事責任;有的則認為應根據(jù)具體原因力的大小承擔民事責任。不同的法院或同一法院不同法官針對同一類情況判決的理由與結果各不相同，往往會使公眾對法律產(chǎn)生懷疑，降低法律的權威。

筆者借身邊有一定典型性兩個案例，談一下自己對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誘因責任承擔看法。

案例一：某甲與某乙均是丙某經(jīng)營的毛衣廠的女工。2002年某日，甲發(fā)現(xiàn)自己錢丟失，懷疑是同廠女工所為，遂先后對乙等女工床鋪、身體等處進行了搜查，未找到現(xiàn)金。第三天午飯后乙服用毛衣廠庫房內毒鼠藥“氣死貓”，后乙被送往醫(yī)院，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乙某之父訴至法院，要求甲、丙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法院判決甲承擔約35%賠償責任，丙賠償15%賠償責任。

案例二：甲與乙發(fā)生交通事故，乙受傷被送往醫(yī)院，甲在去往醫(yī)院途中感到胸悶，到醫(yī)院后乙的家人趕到，其中丙對甲說：“你怎么開車的，你會不會開車”，甲心臟病發(fā)作死亡。甲的家人訴至法院，法院判決丙承擔10%賠償責任。

嚴格來說，在上述案件中，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后果與加害人行為之間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加害人的行為只是造成損害后果的一個誘因而已。于此情形，加害人是否要承擔賠償責任?

二、誘因行為的概念及表現(xiàn)形式

誘因行為，是指行為主體實施的能夠誘發(fā)某種損害結果產(chǎn)生的行為，誘因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是一種外在的，非本質的聯(lián)系，侵權行為不直接產(chǎn)生不良后果，只是由于誘因行為的介入，偶然地和一個因果鎖鏈發(fā)生了聯(lián)系，共同作用造成了損害后果。

誘因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因果關系又稱偶然因果關系或間接因果關系，主要表現(xiàn)形式有：1、由于人身損害侵權行為誘發(fā)潛在性病變加重或進一步引起其他的損害后果;2、誘因行為又介入第三人行為，或介入被害人本身的行為，或介入自然因素造成進一步損害;3、被害人的損害結果影響到第三人而發(fā)生損害事實。

三、誘因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認定

依侵權法的一般理論，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有四個要件：1、行為人有過錯;2、行為具有違法性;3、有損害事實;4、侵害行為與損害事實有因果關系。上述兩個案例符合前三個構成要件是明顯的，存在爭議的是二被告行為與受害人死亡有無因果關系以及因此導致民事責任的大小。

民事侵權的因果關系比較復雜，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均沒有統(tǒng)一的觀點與標準，而且也在不斷的發(fā)展。由于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司法、學術界理論頗多，但最主要的學說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是條件因果說,凡是因其損害結果發(fā)生的條件，均是損害結果的原因;二是必然因果說,原因和條件有著嚴格的界限，僅承認原因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而不承認條件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三是相當因果關系說,這種觀點與民法中的公平原則頗為相符，已被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的民法理論所采用。我國在審判實踐采用的也是相當因果說。

相當因果關系的成立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該事件是發(fā)生損害不可欠缺的條件;二是該事件實質上增加了損害發(fā)生的客觀可能性。那么從案例一來看，甲的行為已經(jīng)給乙造成了精神損害，雖然甲的行為不會直接造成乙自殺，但是甲在實施該行為時，可以或者應該預見到可能對乙造成心理傷害出現(xiàn)一定后果，沒有甲的行為就不可能發(fā)生乙自殺的后果。因該案甲的行為與乙喝藥水死亡因果關系是成立的。同樣被告丙對雇工疏于管理，對有毒藥品缺乏安全有效的存放損害發(fā)生不可欠缺的條件，也增加了損害發(fā)生客觀可能性，因此與乙死亡也存在因果關系。同理案例二甲的死亡與乙的非理智發(fā)脾氣有因果關系。

確定了誘因的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系，同時又具備了其他構成要件，權利人的訴訟請求就應得到相應支持，侵權人就應承擔必要的民事責任。

四、因誘因而死亡時賠償請求權基礎的確定

要認定誘因行為的責任，首先需要明確權利人賠償請求權的基礎，這在受害人因誘因行為死亡時尤為重要。對此，司法實踐中尚存在不同的認識。

就前文所舉案一而言，對權利人賠償請求權的基礎就有三種意見：1、侵犯名譽權;2、人身權損害賠償;3、人身損害賠償。對此筆者的觀點是：

搜身本身侵害的是名譽權、人身權。名譽權、人身權具有身份的專屬性，是一種專屬于特定主體的民事權利，即特定的公民或法人。名譽權作為專屬性權利，是不可轉讓、繼承的，也不受他人剝奪，名譽權也不能由主體隨意拋棄。名譽權具有非財產(chǎn)性，不能帶來直接的經(jīng)濟利益。但其與財產(chǎn)權有密切關聯(lián)性，名譽權直接關系到公民或法人其他民事權利的取得，因此也就影響到民事主體財產(chǎn)的得失。因此權利主體名譽權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相應的賠償，自然人的名譽受到侵害的，還可能獲得精神損害撫慰金。

所以當乙受到非法搜身侵害后，是可以提起侵犯名譽權訴訟的。乙死亡后，民事權利能力即已終止，也當然沒有了名譽權。而其死亡前的名譽權是專屬于其自身的，是不能繼承、轉讓的，也就不能由其父享有。乙因被搜身侵權的賠償訴訟請求權是否能由其繼承人享有呢?理論上認為積極的損失賠償請求權是可以繼承的，即因被侵權導致財產(chǎn)實際損失或可得財產(chǎn)減少，如花用醫(yī)藥費、衣物的損壞等;消極的損失賠償請求權具有人身性，是不可以繼承的，如精神損害撫慰金。本案中乙因被搜身并沒有財產(chǎn)的實際損失，而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又專屬于其自身，因此本案原告不能以侵犯名譽權提起訴訟。

同樣道理人身權也是不能轉讓、繼承的，案由也不應定為人身權損害賠償。乙因被搜身喝藥水死亡后，已形成了一個新的法律關系，其父母人身權并未受到傷害，但可以基于乙死亡的人身損害事實提起賠償之訴，案由應為人身損害賠償。雖然該案由與“人身權損害賠償”僅有一字之差，可反映的法律意義相差甚遠，前者的“人身”是指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客體，相當于《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規(guī)定中的身體，后者的“人身權”是人格權與身體權的集合與縮略。能讓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獲得法院支持，最關鍵的是要探尋恰當請求權基礎，即指能夠據(jù)以支持一方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有所主張的法律規(guī)范。例如不破壞身體組織的毆打，只能滿足侵害身體權的構成要件，不能滿足侵害健康權的構成要件。原告訴求的是死亡賠償金與喪葬費，請求權基礎是造成近親屬死亡的人身損害，如以侵犯名譽權或人身權為請求權基礎，不應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guī)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權，不得讓與或者繼承。但賠償義務人已經(jīng)以書面方式承諾給予金錢賠償，或者賠償權利人已經(jīng)向人民法院起訴的除外。”精神損害賠償也具有身份性，是不能繼承轉讓的。但該款規(guī)定反映出的法學理論應引起重視，即這種不能繼承轉讓的權利，在賠償義務人已經(jīng)以書面形式承諾給予金錢賠償，或者賠償權利人已經(jīng)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則轉變成了具體的財產(chǎn)權，是可以繼承的。此理論是否也適用于侵犯名譽權，值得探討，筆者認為也應該適用

案例二的丙向甲發(fā)脾氣時語言過激，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格權，但受害人因此心臟病發(fā)作死亡，也形成新的法律關系，權利人應以人身損害為由提起訴訟。

五、誘因行為民事責任的承擔

有觀點認為，誘因只是造成損害后果的間接原因，因此誘因行為人應承擔次要民事責任。筆者認為該理由是無法律依據(jù)的，我國《民法通則》規(guī)定一般人身侵權案件，賠償責任按過錯大小，《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解釋》也只是補充按過失或原因力大小比例承擔。無論從法律規(guī)定，還是從法學理論上說，均沒有誘因行為人就要承擔次要責任的結論。因此，以上兩案例應根據(jù)責任人過錯及原因力大小承擔民事責任。

如案例一，從生理角度講，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喝藥水中毒，非法搜身等均是導致其喝藥水的原因。從民事賠償責任來說，不能片面將死亡的原因作為民事賠償?shù)囊罁?jù)，應理解為造成受害人“喝藥水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按案情有三個原因：一是甲非法搜身;二是丙疏于管理、未安全存放藥品;三是受害人自身原因，包括心理素質。二被告承擔責任的大小取決于過錯程度及造成受害人喝藥水原因力大小。如果甲搜身情節(jié)特別嚴重，諸如當眾扒光衣服等嚴重羞辱行為，對大多數(shù)正常人而言，精神上都會造成極大傷害，可能出現(xiàn)嚴重后果，那么說明造成受害人喝藥水主要原因是搜身，而受害人自身原因是次要的;如果搜身情節(jié)輕微，那么受害人自身心理因素就是主要的。當搜身侵權情節(jié)特別嚴重時，仍以喝藥水是死亡的直接原因，而讓侵權人承擔次要責任，是有失公平的。案例二主要調查丙發(fā)脾氣過錯程度及造成受害人心臟病發(fā)作原因力大小承擔責任。

當然，對于大多數(shù)案件而言，誘因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主要的，但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定推理方式是演繹推理，而不是歸納推理，不能按生活經(jīng)驗因大多數(shù)誘因起到次要作用，歸納得出誘因行為人承擔次要法律責任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