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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年6月起，最高人民法院和山西省高院確定大同、陽泉、長治三市中級法院為試點，選取本轄區兩至三個基層法院，集中管轄轄區內其他基層法院的行政訴訟案件。

　　被稱作“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案件得以異地審理，讓基層百姓以往遭遇的“難告官、告官難”局面獲有效改觀，其利益訴求實現了“從訪到訴”的一跳。

　　試點三月效果如何?

　　信訪積案一月審結，有效化解行政爭議

　　6月28日，隨著長治市襄垣縣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秦利斌的宣判，三位村民打贏了山西“民告官”異地審理第一案，法院一審判決被告武鄉縣國土資源局敗訴。

　　“聽說武鄉的‘民告官’歸襄垣管了，我們反映非法占地問題兩三年了一直得不到解決，6月1號是‘改革’第一天，就來試試看。”武鄉縣東皋村村民李晉平說，當天來襄垣法院起訴武鄉縣國土資源局行政不作為，立案法官依法審查后，當場向他們送達了受理通知書。很快，6月18日公開審理，10天后便公開宣判，判決被告對原告在檢舉第三人李某非法占用耕地建鵝廠事項上履行土地監察法定職責，“沒想到這么快就打贏了官司”。

　　同樣的“沒想到”，也發生在了河南司機宋國成身上。5年前，他在長治潞城市境內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被當地交警部門收取了8萬元道路交通事故押金，但他對該具體行政行為不服。5年來，他在潞城市當地多方反映未果。“沒想到我去長治市城區法院起訴，法官當下就立案受理了。”宋國成說，上訪5年花了不少錢還被到處推諉，來法院起訴很快就討回了公道。

　　長治市城區人民法院近年來行政案件受理數量一直位居全省基層法院第一。被確定為試點法院后，臨近的郊區、潞城市、平順縣、壺關縣四家基層法院管轄的一審行政訴訟案件統一由城區法院管轄。

　　“現行《行政訴訟法》實施已有20多年，許多規定已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法制的實際情況。”西北大學法學院教師高楊表示，開展行政案件相對集中管轄試點工作，可以說是對各界關于修改《行政訴訟法》呼聲的一個回應。

　　“實施行政案件相對集中管轄制度，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實現了司法審判區域與行政管理區域的有限分離，使行政審判制度及時有效化解行政爭議、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功能得以正常發揮。”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左世忠說。

　　為何要“相對集中”?

　　異地審判排除干擾，統一尺度樹立權威

　　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普通行政案件地域管轄被稱作“原告就被告”，由于目前我國司法審判區域與行政管理區域重迭，這就產生了“本地案件本地審”的現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認為，行政訴訟制度在一些地方失靈，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管轄設置不合理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必須進行調整。

　　“其一，區縣級法院審理涉及所在區縣級政府及其部門的案件難于擺脫干預，難于公正;其二，基層法院行政案件太少，全國基層法院平均每年受理行政案件不到40件，有的基層法院一年受案僅三五件，行政法官很難積累行政審判經驗;其三，由于基層法院行政案件太少，一些行政法官無活可干而被借調去搞民訴或非訴執行，使老百姓更失去了對‘民告官’訴訟的信任和信心。”姜明安分析。

　　立法相對滯后帶來諸多弊端，從“管轄”入手推動變革，可謂打中“七寸”。“基層集中管轄法院的選擇確定，主要是考慮司法環境較好、行政案件數量較多、行政審判力量較強、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等因素。”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王文婭介紹。#p#分頁標題#e#

　　集中管轄首先帶來的最直觀優勢，就是群眾的司法感受發生了變化。“以前在縣里審判本地行政案件，即使依法公正審判，老百姓也總犯嘀咕,懷疑是不是案件背后有貓膩。現在打破地域藩籬，排除干擾、相對獨立的異地審判環境，更容易讓群眾從每一起行政案件感受到公平正義。”王文婭說。

　　實施相對集中管轄，除了排除干擾使審判環境改善、群眾信任度提升這兩方面最直觀的改變外，對司法裁判工作本身來說，也大有裨益。“一能整合行政審判資源、節約司法成本，二是培養和穩定行政司法審判隊伍、提高司法水平和技能，三是能統一司法審查標準和裁判尺度、樹立司法權威和公信。”談及試點三個月來的體會，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丁毅概括道。

　　長治市城區法院院長杜有利從3月起就參與了試點工作的籌備。“基層法院行政庭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實。”杜有利介紹，法院選拔業務精通的行政審判人員配齊了兩個合議庭，通過增編、招考等方式將行政法學專業人員招考到行政審判崗位上，相關辦公用房、設備、車輛都優先保障行政庭。此外，省市兩級還先后多次對相關審判人員進行培訓，統一立案審查標準、提高案件審判質量。

　　群眾負擔有無增加?

　　切實減少群眾訴累，訴訟成本實際降低

　　長治市城區法院行政庭庭長路海霞介紹，集中管轄以來，行政案件數量增長已成定勢。“數量上去了，質量不能下來。審理一案，應教育一片，通過每一起集中管轄的案件，回應和保障群眾的司法訴求，同時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不過，也有人指出，行政案件相對集中管轄依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而《行政訴訟法》第十七條規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出現了通知與法條沖突，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此舉并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徐斌解釋，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章有關規定，特別是2008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中級人民法院對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第一審行政案件，根據案件情況，可以決定自己審理，也可以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規定，上級人民法院通過統一指定的方式，將部分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一審行政案件交由其他基層人民法院集中管轄，完全于法有據，并未突破現有法律框架。

　　試點地區除集中管轄試點法院外，其余各基層法院今年6月起不再受理本轄區內的一審行政訴訟案件，百姓“民告官”必須到指定的外地法院，是否會因交通、住宿等因素增加群眾的訴訟成本?

　　記者向多地參與訴訟群眾求證，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這如同百姓生病選醫院，都愿意選軟硬件條件好的大醫院一次把病看好。集中管轄法院就類似這樣的大醫院，審判經驗豐富又能排除干擾公正裁判，從公平與效率的大賬上算，群眾訴訟的成本實際上降低了。”長治市中級法院副院長陳建榮介紹說。為了切實減少當事人訴累，長治市中院還出臺了許多具體措施。例如從立案前可先撥打公開的便民電話咨詢，到審判中根據實際靈活選擇庭審地點，法院要主動到當地調查取證，必要時對案件可進行巡回審判等。

　　“行政案件相對集中管轄試點，對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行政審判權、完善我國行政訴訟制度、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都具有重要意義。”左世忠表示，山西將就集中管轄積極探索、先行先試，為今后行政訴訟法律修改，積累寶貴的司法實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