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強化訴訟監督制約推進訴訟民主法治

　　作為國家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我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具體職能大致分為兩大類:一是追訴犯罪職能,指行使偵查(對職務犯罪案件)、提起公訴、支持公訴等權力;二是訴訟監督職能,指對國家專門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所實施行為的合法性進行監督,這除在刑訴法第8條作了原則性規定外,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集中體現在批捕和抗訴等具體訴訟行為上。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一方面對檢察機關的追訴職能有所加強完善,如賦予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權力,對未成年人案件可作出附條件不起訴,對法定案件違法所得提出沒收申請等;另一方面采取多種措施全面強化了訴訟監督職能,這是此次刑訴法修改的一項重要內容和特色。

　　一、修改后刑訴法加強訴訟監督的內容和特點

　　強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職能在刑訴法修改中體現在以下方面:(1)受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申訴或者控告,經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第47條)。(2)對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55條);并且在審查起訴中對非法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第54條)。(3)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第73條)。(4)審查批準逮捕時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對于存在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等情形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還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第86條)。(5)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第93條)。(6)受理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的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的等特定違法行為的申訴或者控告,經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第115條)。(7)審查案件時認為公安機關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可以要求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說明(第171條)。(8)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240條)。(9)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再審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第245條)。(10)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第255條)。(11)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執行機關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時,將建議書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第262條)。(12)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第289條)。

　　筆者認為,上述關于檢察機關訴訟監督職能的新規定具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大多數規定均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和加強人權保障,如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以及受理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的申訴和控告等。二是注意堅持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必須保持必要的距離,而不是作為“一家人”共同參與某項訴訟活動。只有保持這種距離,沒有利益牽連,檢察機關才能更好地發揮訴訟監督作用。三是增強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中“互相制約”的力度,進一步保障了三機關權力的規范化行使,如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提出書面意見,復核結果應當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四是監督力度多數是柔性的,即采取“提出意見”或者“提出糾正意見”的措詞。但是,上述規定中也有幾個條文的規定具有一定的剛性,如上述第(1)和(6)項中經人民檢察院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但是,問題在于,如果有關機關在收到“予以糾正”的通知后,如果認為在事實認定或者法律適用上與通知意見相左,而且雙方協商后也無法達到一致意見時,應當如何處理?筆者認為,從立法措詞的本意、加強人權保障,以及從維護法律監督的權威性考量,應當通過司法解釋明確如果雙方意見無法協調,最后應按檢察機關的通知內容加以糾正。#p#分頁標題#e#

　　二、強化訴訟監督旨在推進民主法治

　　強化檢察機關訴訟監督職能不是為了監督而監督,其根本宗旨在于推進民主和法治。正如曹建明檢察長2012年7月17日在全國檢察長座談會上所指出的:“各級檢察機關要站在全局和法治的高度,在深刻學習領會‘五個意識’的基礎上,全面正確把握刑訴法修改的價值取向和基本原則,全面正確把握刑事訴訟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努力做到‘六個并重’,促進訴訟民主、訴訟文明、訴訟公開和訴訟監督制約,使學習貫徹修改后刑訴法的過程真正成為牢固樹立正確執法理念的過程,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在檢察工作中得到更好體現和落實。”

　　首先,訴訟監督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法治即“法律的統治”,或者“法律主治”。1999年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增加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賦予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根本大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被概括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但正如古人所云:“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我國法治建設進程的重點將從“有法可依”逐步轉向“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主要是監督偵查機關、審判機關的司法行為是否合法,保障偵查權、審判權在法治的軌道內行使,維護法律的統一實施,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其次,訴訟監督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在現代法治國家,法治以民主為前提。正如德國學者考夫曼所言:“民主:法治國家的保證者。”訴訟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民主在訴訟中的體現。訴訟民主的本質是司法權來自于民、為民所用,主要要求是訴訟程序本身的民主,具體體現為民眾參與、民眾監督和當事人參與。而尊重和保障人權是訴訟民主的前提條件和核心內容。在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重點是保障當事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這是因為國家專門機關在追究、懲罰犯罪的過程中,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超越權限,甚至濫用權力,從而侵犯了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嚴重損害了司法公正。推進民主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權必然要求推進訴訟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權要求公安司法機關不僅堅決摒棄諸如刑訊逼供等野蠻非法的行為,也不得對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進行謾罵、侮辱、譏諷,侵犯他們的人格尊嚴。推進訴訟文明不僅是公安司法機關在具體辦案過程中的基本要求,也是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內容。

　　辯護制度是保障司法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是檢驗一個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文明、進步的試金石。此次刑訴法修改,使得辯護制度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比如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得到確認、強調辯護人責任的實體辯護與程序辯護并重、改善辯護律師行使會見權、閱卷權、取證權,擴大法律援助適用的階段和案件范圍,改善了辯護人的職業安全等等。檢察機關強化訴訟監督,推進司法權的行使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精神,這就必然要求檢察機關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依法維護辯護人的訴訟地位和權利。其實,此次刑訴法修改部分新增加的有關訴訟監督條文就是直接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權利而專門設置的。

　　三、加強訴訟監督與加強自我制約相結合

　　此次刑訴法修改拓展了監督領域,豐富了監督內容,完善了監督手段,進一步強化了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職能。但是,正人要先正己,要做好訴訟監督工作,就必須強化自身監督,做到強化法律監督與強化自身監督相結合。

　　第一,檢察機關必須堅持客觀公正立場,踐行客觀公正義務。檢察官客觀公正義務是指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應當超越追訴立場,堅持客觀公正辦案。檢察官客觀公正義務是世界各國檢察官都應履行的義務,并被聯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所確認。我國憲法、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檢察官法等法律從不同角度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性質、職能和地位,間接揭示了檢察官的客觀公正義務。檢察機關及其檢察人員只有堅持客觀公正立場,使自己辦理的案件在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上過得硬,經得起實踐檢驗,才能真正取得訴訟監督的正當性和有效性。#p#分頁標題#e#

　　第二,強化檢察機關的內部監督制約。檢察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是有效制衡檢察權、防范檢察權濫用的重要機制。但是,我國目前檢察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不夠健全,制約較為薄弱,必須加以健全和加強。首先,強化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執法辦案活動的監督。就職務犯罪案件而言,最高人民檢察院曾發布文件要求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案件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逮捕。將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決定權“上提一級”是強化檢察機關自身監督制約的一項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檢察機關應當通過修改司法解釋進一步加以制度化,并不斷完善。其次,合理處理檢察機關內部各業務部門、各環節之間的制約,明確規定將法律賦予的檢察權中的職務犯罪偵查、決定逮捕、審查起訴、控告申訴檢察等不同職權,配置給不同的內設機構行使,這些部門在不同的訴訟環節上互相把關,形成有效的內部分工制約機制。

　　最后,強化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制約。這是加強檢察機關自身監督的更為重要的方面。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不僅要主動接受人大監督、政協民主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的監督,接受公安機關、人民法院的制約,接受新聞媒體、社會輿論的監督,還要接受律師、人民監督員等方面的監督。人民監督員直接介入檢察機關的執法辦案活動,這是人民群眾參與檢察、監督檢察的有效途徑。這里有必要強調指出,訴訟公開不僅是訴訟民主的應有之義,而且還是強化檢察機關外部監督制約的前提條件,道理很簡單:不知情就無法監督。刑訴法盡管只要求審判公開而未規定審前公開,但為了便于檢察機關接受外部的監督與制約,檢察機關應當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做到盡可能公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