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訴法修正擬遏刑訊逼供之禍不自證其罪受認同

　　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判決之前，應視為無罪，這在我國法律中已作出規定。但作為偵查、起訴的公安、檢察機關，對嫌疑人如何進行調查取證，律師如何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幫助和辯護，最高立法機關就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共收到80953條意見。

　　不能“自證其罪”的法律理由

　　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保障人權、非法證據排除、“秘密拘捕”、辯護權的保障……自從今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以來，諸多與草案相關的熱點不斷引起關注。

　　8月30日，中國人大網全文公布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截至9月30日，共有7489人提出80953條意見。最高立法機關在整理公眾建議以及開展調研、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了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適時在作修改情況的匯報時介紹，此次草案進一步完善了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以及特別程序。

　　不少常委委員表示，諸多內容進一步體現了對權利的保護。

　　完善證據制度

　　公檢法嚴禁威脅、引誘取證

　　2010年5月9日，“殺害”同村人、在監獄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因“被害人”趙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無罪釋放，有關方面同時啟動責任追究機制。

　　此案的后續進展隨著涉嫌對趙作海刑訊逼供民警郭守海、周明晗的被刑拘漸漸淡出了媒體視野，但刑訊逼供之禍卻更加讓人憂慮。

　　為了從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訊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一次審議稿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這一“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受到了廣泛的認同。

　　在社會反饋的意見中，一些人建議進一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任何人有權保持沉默”，并刪去“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也有意見認為立法不應當過于超前，從打擊犯罪角度考慮，現在不宜增加這一規定。

　　在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分組審議中，賀一誠委員說，引入“不得自證其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草案又有“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兩項原則存在對立和矛盾，將來在實際操作上，會引發問題。

　　對于一審稿中“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規定，在征求意見過程中，有的常委委員、地方和單位提出，現行刑訴法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實踐中仍然存在個別辦案機關和人員以威脅、引誘等方法收集證據的情況，還是在該條中對這些情形明確列舉為好。法律委員會建議采納這一意見，維持現行規定。

　　完善強制措施

　　拘捕不能“秘密”進行

　　親人的“人間蒸發”或許是讓人最無法忍受的事情，因此，一審稿中對于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拘留、逮捕后，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的原因和執行的處所，在24小時以內通知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拘留、逮捕人的家屬”引起了不少關注。

　　有比較多的社會公眾意見認為，“無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礙偵查”易被偵查機關濫用，造成對公民的秘密關押和秘密拘捕，建議規定一律通知家屬。#p#分頁標題#e#

　　同時，有的部門、地方、單位也提出，應當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進一步作出嚴格限制。因此，草案二次審議稿增加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監視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屬。同時規定，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把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逮捕后24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

　　在對強制措施的完善方面，二次審議稿還進一步明確了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條件以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范圍。

　　李適時介紹說，為進一步體現人道主義精神，草案二次審議稿增加了兩項規定：

　　一是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可以取保候審。

　　二是對于符合逮捕條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的，可以監視居住。

　　同時，此次草案還將可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重大賄賂犯罪”進一步限定為“特別重大賄賂犯罪”。

　　范徐麗泰委員在分組審議中說：“我認為現在的修改是平衡了偵查上的需要以及被監視居住人家屬的知情權。”草案二審稿的上述規定“一方面允許執法機關在偵查很嚴重的犯罪時，工作不受影響。另一方面，在不妨礙偵查的情況下，盡量保障家屬的知情權。因此我認為現在的寫法是適當的。”

　　完善辯護制度

　　查律師不能兼當“球員裁判”

　　當一個人涉嫌犯罪，被限制自由、面臨審判時，有辯護律師的幫助無疑比獨自面對更加有利。正因如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一直被視為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原則。

　　但是，近幾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有所滑坡，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在不斷下滑。據任茂東委員介紹，目前律師辯護率不到30%。任茂東認為，現行刑訴法規定，律師有權介入偵查程序并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力，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沒有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身份和地位。二是律師的辯護存在著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三難”的問題。三是辯護律師的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證，經常有律師因為刑法第306條被指控辯護人妨礙作證或者作偽證。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而只有到了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才可以委托辯護人。

　　為了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一審草案增加了“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內容，草案還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

　　有的常委委員、部門提出，其中“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范圍不夠明確，應進一步限定。因此，草案二審稿將其修改為“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

　　對于被稱為“懸在律師頭上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律師偽證罪，有的單位和社會公眾提出，應當對這一規定的適用程序作出嚴格規定，防治出現被濫用的情況。

　　據每日新華電訊報道，今年6月份，一起發生在廣西北海的殺人案逐漸演變成震驚律師界的案中案。南寧百舉鳴律所律師楊在新、中龍所主任羅思方、青湖祥所律師梁武成、通城所律師楊忠漢等律師被當地以妨礙作證罪刑拘。

　　這起爭議頗多的案件加劇了律師群體的執業風險，更激起了學界和業界對律師辯護權的討論。不少人認為，在涉律師偽證罪的偵辦過程中，常常出現一些地方的偵查機關既當球員又當裁判，甚至是有意報復辯護律師的情形。#p#分頁標題#e#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適時說：“法律委員會研究后認為，為了保障辯護人履行職責，避免同一案件的偵查機關隨意對辯護人進行立案偵查和采取強制措施，對于辯護人涉嫌偽證罪的，應當由其他偵查機關辦理。”

　　由此，二次審議稿規定：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

　　在分組審議中，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陳舒建議刪除“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中“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一句。

　　陳舒說：“在立法上不能對辯護人抱有偏見。法律并沒有對其他法律從業人員有類似的規定，這是一個失衡的、歧視性條文，將辯護律師列入到了需要特別防范的潛在的‘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敵對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