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始探索通過地方立法規范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行為，維護勞動關系雙方合法權益。分析人士指出，通過簽訂集體協商協議實現的工資漲幅有利于提高員工勞動積極性，繼而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而專項立法則為勞資雙方協商機制提供法律保障。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9日在第六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上表示，全總已做出規劃，從2011年開始，計劃用3年時間，依法在所有建立工會的企業中普遍開展以工資集體協商為核心的企業集體協商制度，通過此平臺保護職工權益。

　　去年9月1日施行的《天津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是繼河北省之后中國頒布施行的第二部地方省份關于工資協商的專項法規，此前的《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于2000年11月由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

　　作為中國頒布施行的首部地方省份關于工資協商的專項法規，自2008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河北省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條例》規定，河北省企業職工工資要依法“集體協商”，應當合法、公開、平等、協商一致、兼顧企業和職工雙方利益，保障職工實際工資水平與企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相適應。

　　所謂工資“集體協商”，是指企業方與職工方依法就工資、福利等事項進行集體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集體協議的行為。《天津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就協商代表組成、協商程序、協商內容、集體協議、法律責任等事項進行了詳細規定。

　　天津市總工會法律部部長秦建中表示，在中國尚未出臺工資專項立法的背景下，地方省份針對區域特點而制定的工資協商專項法規，從法律上保障了企業勞動者在維護權益過程中的話語權，有助于勞資雙方積極尋求矛盾化解途徑。

　　韓國獨資企業錦湖輪胎(天津)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開始執行與員工集體協商后的工資方案。2010年公司實現7位數的利潤增長，產品不良率由1%降低至0.9%以下。

　　錦湖輪胎管理部長韓國人金永善說：“實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之后，公司損耗降低，利潤增長，產品合格率提升。員工也感覺獲得公司尊重，工作積極性提高，人員離職減少，出勤率也有提高。”

　　一名在該公司服務5年的一線操作工表示，集體協商制度保障了員工基本權益，現在每月工資增長200多元，即使有事也會盡量不請假。

　　此外，工資集體協議的簽訂有助于實現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發展的統一。據豐田二級配套供應商、日本獨資企業天津豐愛汽車坐椅部件有限公司工會主席賈雁介紹，金融危機后，員工向公司提交節約成本、降低能耗的“改善提案”200多件，最終被采納的120件提案，共節省開支100多萬元，用于支付2009年員工工資10.76%的漲幅比例。

　　秦建中認為，《天津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以法律的形式推動企業簽訂工資集體協商協議，并約束其履行，其效果強于過去依靠政府文件和號召等推動方式。

　　然而，盡管職工通過集體協商可獲得一定程度的工資增幅;獎金、綜合補貼、工齡工資、加班費、補充保險、婚喪假、住宿、班車等福利待遇協商卻困難重重。

　　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去年11月份同比上漲5.1%，再次刷新年內紀錄，其中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11.7%。不少企業員工希望工資增幅標準與CPI間設立聯動機制，以應對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但此類協商議題同樣很難獲得資方認可。

　　2010年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要求各級工會要全力推動在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等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突出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促進企業建立健全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共決機制、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科學合理地確定工資標準，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p#分頁標題#e#

　　“隨后頒布施行的《天津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盡管對工會和職工方協商代表權益起到保護作用，”秦建中說，“然而從長遠考慮，我贊成并建議在外資企業推動工會主席職業化，采取企業工會主席由上級工會委派，行使工會職權、維護職工權益，從而避開工會主席與企業的經濟利害關系，這是中國外資企業工會今后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