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級工程師跳槽的法律煩惱
核心提示
高級工程師董先生跳槽所帶來的煩惱,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中國高級人才的心病,在這心病的背后,是有關法律制度的漏洞。如何完善法律的規定,讓用人單位和人才的合法權益都能得到合理保護,是立法機關必須面對的問題。
⊙法制周報記者 陳杰人
從2006年4月份以來,北京濟柴新能源發電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濟柴)高級工程師董關中(化名)一直很煩惱。
“連續三場官司,折騰得我無法安生,沒想到一次辭職給自己帶來了這么多煩惱,”董關中對《法制周報》記者抱怨說,最大的問題是第三場官司還沒完,“天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么。”
董所說的三場官司,是他原來供職的勝利油田勝利動力機械公司(以下簡稱勝動公司),在他辭職后對他的一次勞動仲裁申請和兩次民事起訴。
勝動公司認為,董在辭職后加盟自己的競爭對手,違反了勞動合同和競業禁止約定,構成不正當競爭,而董關中則感到很冤,他覺得自己似乎失去了自由。
一次曲折的辭職
現年39歲的董關中原為勝動公司的生產管理部部長,并曾短期兼任該公司下屬一銷售公司副經理。1991年從中國農業大學內燃機專業畢業后,董關中在勝動工作近15年,逐漸成長為一名高級工程師,并在內燃機技術方面有很深造詣,曾獲得過勝利油田管理局“科技拔尖人才”稱號。
勝動公司原為勝利油田下屬企業,數年前改制后成為管理層和員工參股的股份制公司,網上查詢資料表明,該公司主營燃氣發電機組,并在國內占有較大市場。專業人士解釋說,這種發電機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利用礦山的瓦斯發電。工商登記資料顯示,北京濟柴的主營業務則是銷售發電機。
2006年2月14日,董關中向勝動公司提出辭職。他向《法制周報》記者描述了辭職的曲折經過:
14日上班時,他將自己的書面辭職報告提交給勝動總經理王志春,請求解除勞動合同,并安排交接工作。這一天,距他與公司的勞動合同到期尚有一年零五個月。
約2小時后,總經理王志春在辭職報告上批示不同意,董仍然堅持辭職,將報告留在王志春辦公室后離開。此后,董未見公司任何領導和其他人員聯系他。
3月14日是勝動公司發工資的日子,董關中沒有收到公司所發工資,3月24日,勝動公司重新任命了生產管理部負責人,董未被安排職務和新的工作。
由于勝動公司拒絕采訪,記者只能從該公司的起訴狀等法律文書副本中感知該公司對此事的說法和態度。
勝動公司稱,在董提交辭職報告后即音訊全無,聯系不上。后來才發現董就職于北京濟柴。但董關中對此說法予以反駁,他說自己的手機一直開著,不存在聯系不上的問題。
三起官司的煩惱
勝動公司認為,北京濟柴是自己的競爭對手。在得知董關中就職北京濟柴后,勝動公司很快對董關中采取了法律措施。
2006年4月10日,勝動公司向公司所在地山東東營市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請求裁定董關中繼續履行合同。同時被勝動公司推上仲裁庭的還有已辭職的該公司原董事宋先生。
董關中答辯認為,自己在提出辭職后,公司停發了工資免去了職務,且沒有安排新的工作,這是公司以實際行動終止了勞動合同。不過1個多月后,仲裁庭裁決董關中繼續履行合同。
即便如此,董依然沒有真正履行合同。有關專業人士對記者解釋說,這種裁決結果實際上無法強制執行,因為它涉及人身問題。
2006年9月27日,勝動公司以侵犯商業秘密為由,將董關中告上法庭,索賠50萬元。勝動公司的理由是,董曾與勝動公司簽定《保密及競業限制承諾書》,同意在離開勝動公司后三年內不到與原告有競爭關系的單位任職。而董加盟北京濟柴,違背了這個承諾。#p#分頁標題#e#
董關中認為,勝動的業務是生產為主而北京濟柴則以銷售為主,兩者不存在競爭關系;自己辭職后沒有得到勝動的補償,根據《勞動法》和原國家科委的規定,視為競業禁止承諾終止。
在此案審理過程中,勝動突然申請撤訴,法院于2007年3月28日準許撤訴。對于撤訴的原因和有關爭執問題,記者聯系到了勝動公司總經理王志春和法律事務部部長范長云,但兩人均拒絕接受采訪。
2007年7月23日,原本以為輕松了的董關中再次被勝動公司訴上法庭,這次的起訴理由既有此前所撤之訴的“侵犯商業秘密和違背競業禁止義務”,還增加了不正當競爭。起訴后的第三天,勝動公司還將董關中原有公司的價值11萬多元股權申請保全凍結。
董關中的代理律師對這次起訴感到非常不解,他說,根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原告所起訴的對象應該是與其有競爭關系的單位或經營者,而董關中僅僅是打工者,本身不存在和勝動的競爭關系。
直到記者發稿時止,第三起官司尚未有判決結果。
董關中告訴記者,一年半以來,他被官司纏身,身心疲勞,還為此來回奔波于北京和山東之間,花費十多萬元。“沒想到自己的一次辭職竟然引起這么多麻煩,以后真不敢和用人單位輕易簽合同了。”
法律制度的漏洞
記者注意到,讓董關中“官司纏身”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曾在勝動公司簽署的那份《保密及競業限制承諾書》。這份由中石化集團公司法律事務部修訂、長達四頁的承諾書中,通篇多為承諾人的義務和賠償責任,沒有公司的義務。
董關中說,他理解勝動公司要求員工簽署這種承諾書的動機,但他在簽署的時候其實沒有選擇,因為要在公司相應的工作,就必須選擇簽署這份由對方擬定的格式條款。在他看來,這樣的條款只強調簽署人的義務,“顯得不公平”。
我國競爭法方面的專家、廣東國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枝桂律師告訴記者,類似的承諾書,其實在很多單位都可見到,公司的目的是保護自己的利益,本無可厚非。但由于我國過去的高級人才多在國有企業,因此傳統做法傾向于保護企業的利益,這就構成了對人才的不公平待遇。
“更大的問題在于,競業禁止必須是公平的,但我國法律一直沒有對競業禁止的范圍,雙方的權利義務明確規范,特別是在補償問題上沒有法律規定,這讓很多人才面臨困境。”劉枝桂說,國家必須正視當前人才流動的頻繁性,修改和完善法律規定,做到對公司和個人利益平等保護,在有關規定未出臺之前,法院應當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在司法判決中排除那些不公平的競業禁止約定,以消除人才流動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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