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12月28日電（記者肖春飛 劉丹 金旼旼）一年高達數百億元的大學收費，竟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清是根據什么標準收的。“新華視點”記者最近采訪了大量教育界人士，試圖探究大學收費的標準，卻發現這是一團亂麻。

　　“學校從來不告訴我們學費是以什么標準收的”

　　記者拿到一張上海對外貿易學院財務管理專業一個大二學生2004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學雜費專用收據”，收費內容如下：學費1萬元；住宿費1500元；教材費1000元；保險、體檢費395元；軍訓費180元。總計13075元。

　　“各項費用都很清楚，然而最大一項‘學費’我們卻不知道是以什么標準收的、具體是什么用途？”

　　記者就這位學生的疑問采訪了有關人員。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招生辦主任唐蕓說：“（1萬元收費標準）這不是學校行為。”學院財務處負責人瞿志明表示：“作為一所地方性學校，收費相關問題是由市里規定的，學校只是按照上級有關文件精神收的，你們可以找上級主管部門了解。”

　　曾多年主持上海市教委財務工作的陳三慰表示，上海松江大學城高校的收費經過財政、物價、教委協調和批準。他說，大學收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其標準和作用一是跟辦學成本掛鉤，一是做供需矛盾的調節閥。松江大學城建設投入很大，學校條件更好，有的高校如上海外國語大學等非常熱門，因此學費逐步提升到1萬元。據他分析，國家在重點部屬高校中的財政投入一般僅為學校總開支的30％至50％，市屬高校的投入更少。與重點學校相比，這些學校的社會籌資能力相對較弱，因此對學費的依賴性大。

　　1996年頒布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各高等學校在向當地省級人民政府申報學費標準時，應說明培養成本項目及標準。上海市物價局一位處長介紹，據2001年和2002年的抽樣調查，上海高校生均經費支出在2．5萬元左右，按照25％的比例，學費為5000元，但是近兩年沒有新的調查。當記者問起生均經費支出的具體計算方法時，她表示不知道。又問及松江大學城的一些高校學費1萬元，是否意味著這些學校的生均經費支出為4萬元時，她說，這些高校的生均經費支出物價局還沒有統計數據，是特殊情況。

　　陳三慰本人曾主持過一項為時3年（1996年到1999年）的上海教育成本研究。結果顯示，當時在上海，一名大學生的平均培養成本是2．5萬元，最高可達3萬元。“這個研究后來中斷了，所以現在缺乏準確的數據。”他坦言，一些學生與家長對1萬元的高學費有意見，是可以理解的，教育部門在學費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做得不好”。他表示，教育部門現在一方面要建立一個合理的利益平衡機制，另一方面應多花精力幫助貧困學子完成學業。學費要收，同時要通過助學金、獎學金等方式加大對學生的反饋面。

　　大學收費是依據什么標準計算出來的

　　目前最權威的說法，是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今年7月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解答。張保慶說，對學費有兩種核收方法，一種是按實際成本；一種是按日常的運行成本。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成本計算的復雜性，選取了后一種辦法。有關部門對高校學生年均日常的運行經費進行過調研，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元左右，綜合一下，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學費定在3500元，現行的學費標準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現階段我國高校教育成本的評估與分攤體系均存在問題，‘高校教育成本’如何計算，至今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也沒有經過任何科學論證。”多年一直潛心研究教育問題的熊丙奇教授說。

　　他認為，大學收費有三個難解之謎：

　　其一，培養成本該是多少？有資料稱，我國大學的教育成本，理工學科是每個學生每年1．4至1．6萬元，人文學科是1．2至1．4萬元。“那么這個成本是怎么算出來的？張保慶的說法是，這是日常運行成本，就是老師的工資，加上學校日常運轉的水、電、氣，1999年計算下來，平均大概一個學生每學年需要1．4萬元左右。很多學者說，應該計算直接的培養成本，因為有的教育成本其實不是花在學生身上的。對此，張保慶稱，完整意義上的培養成本是很高的。什么叫完整意義？就是要把高校從建立那天起，所有的開支都計算到培養成本里。那樣算下來，大概一個學生每年的培養成本平均是4至5萬元。”#p#分頁標題#e#

　　其二，個人應當分擔多少比例的教育成本？有資料顯示，2003年，全國高等教育收費約400億元，同期國家對高校的財政投入約700億元，學生家庭分擔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達到36％。究竟多少比例是合理的呢？據張保慶透露，1999年設計的比例是25％，因此當年的學費標準是3500元。而現在要達到5000元甚至更高。

　　其三，有的大學把一些熱門專業上調30％收費，達到7000元、8000元，卻不見對一些冷門專業下調收費。“老百姓弄不明白，這是不是在變相漲價？”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莫負春表示，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非常必要，這已成為社會共識，但是目前教育成本的分擔機制還不完善，大學培養一個人，應有一個標準化成本，什么列入成本計算、什么不列入，還沒有一個非常準確的規范標準，而且從國家的相關政策里也“很難找出具體計算成本的標準。”

　　復旦大學高教研究所所長熊慶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核算“高校學費成本”是一個特別復雜的工程，不同國家對這一話題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如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辦學者認為學費應該主要由國家承擔；而在美、英等國家的大學，辦學者則普遍認為學費更應以市場為杠桿來確定。而在中國，由于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對高等教育實施收費制，高校成本核算體系還有待完善，某些教育環節費用分攤并未形成標準：如大學蓋一幢教學樓，學生一年應該分攤多少成本？又如，大學科研室設備的折舊費又該怎樣計算？再如，大學教授的育人資本又應怎么核算？

　　熊慶年說，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眾多教育專家一直潛心研究大學教育成本，但大多尚處于“毛估估”核算階段，大學的財務信息和資產運轉信息是絕對保密的，一點兒也不透明，“教育專家們很少能從學校得到相關信息，這直接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大學收費應該舉行價格聽證

　　一項調查顯示，僅有7．5％的被調查者能夠接受大學每年5000元以上的學雜費收費標準，71．6％的被調查者認為現在的高等教育收費太貴。而在北京，有64％的居民家庭認為目前的高校學費太高；對于一家供養一個大學生，33％認為很困難，37％認為勉強供得起，只有30％的家庭認為毫無困難。北京尚且如此，農村就更不用說了。

　　目前，要求高校收費舉行價格聽證的呼聲越來越高。

　　上海市民劉武麟家住閔行區，他的女兒就讀于上海大學中文系。每年定期繳的5500元學費已成為他最大的難題。劉家經濟條件并不好，全家節衣縮食，家庭“重點攻堅”項目就在女兒的學費上。

　　劉武麟說：“我們搞不清楚每年為女兒交的學費究竟花在哪？畢竟這是我們全家每年最大一筆開支，如果學校能夠定期為家長開一個學費聽證會，或將學費的使用清單以書面方式寄給家長，“讓學費使用情況‘透明’起來就好了。”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說，實施價格聽證其實并非特別有效的方式，因為相對于家長而言，學校永遠是強勢的一方，家長們難免不敢直言。但從現階段看，既然沒有合理而科學的成本核算研究，價格聽證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大學收費的透明度，保證學生和家長的知情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