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下午，國內部分知名民法學者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樓法學院研討“物權法與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研討會的中心議題只有一個，是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關于“《物權法》草案違憲、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公開信進行回應，呼吁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快推進《物權法》立法進程。

　　事實上，物權法在我國從誕生那天起，就一直和我國的改革進程緊密相連。

　　物權法相關制度是中國現有民法制度最為薄弱的部分。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之間不允許交易，商品流通被禁止，私人的財產權不被認可，物權概念自然就沒有。1999年，修改后的憲法，將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界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為物權概念的認可鋪平了道路。而2004年3月14日，修訂后的憲法，明確保護“私有財產”，物權法也就水到渠成地浮出水面。

　　但是，誰也沒想到，居然在四上四下(指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議程)之后，《物權法》草案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質疑“危機”。

　　記者注意到，這是繼2月17日中國法學會召集法理學專家、中央黨校的有關學者、民法學專家，就“物權法與國有資產的保護問題”召開小范圍的研討會后，國內民法學界繼續和鞏獻田隔空對話，就推動《物權法》的立法進程作出的新的努力。曾經參與過《物權法》起草的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民法學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學著名民法學教授尹田等人悉數“出場”。

　　和此前的一次會議不同，2月25日的研討會更加“正式”：不僅邀請著名憲法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著名法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景文參加，分別從憲法和法理的角度“論證”《物權法》的制定沒有“違憲”、沒有“妨礙”保護公有制，而且邀請了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和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有關負責人出席；不僅邀請了眾多首都媒體記者參會，而且沒有安排議程“預定”之外的人發言和提問。就連相關發言人的講話也大都照“講話稿”念。會議主題的嚴肅程度可見一斑。

　　本報記者針對與會專家回應的角度，分別采訪了相關領域的知名學者和專家，連同“隔空喊話”的雙方的“分歧”，一并輯錄如下。

　　是否違憲

　　鞏獻田：“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是憲法最本質的社會主義特征之一，憲法和民法通則都規定了“社會主義的公共(國家)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草案》對這一核心條款的廢除是違憲的，實質上妄圖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取而代之。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的利益應當由憲法、行政法等等公法來加以保護，所以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由憲法規定，國有資產的管理由行政法規定。物權法作為私法，它主要是確認和保護“私”的利益，當然也要對侵害國家財產的民事責任作出規定。

　　為什么不把國家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進物權法？根本原因就在于這個原則是憲法的原則，是公法的原則，而不是私法的原則即私權神圣。如果公法的原則是公權力神圣，而私法原則也是公權力神圣，那么一切法律都成了公法了，私權利保護必將蕩然無存。因此如果說我們的物權法有倒退的話，這個退步我認為集中表現為物權法的過分公法化或者徹底公法化。

　　如果我們在物權法上強調，甚至重點保護國家利益、國家財產、公的利益的話，必然的結果就是公權力大量進入，這樣肯定使物權法喪失私法性質所決定的主要作用，即排除公權力的進入。

　　蔡定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著名憲法學專家)：并不是說，下位法的法律條文措辭與憲法條文不一致就叫違憲。通過把《草案》條文和憲法條文的直接比對，《草案》并不違憲。

　　近幾年修憲以來，憲法對經濟制度、財產權保護的基本精神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鼓勵、支持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草案》第50條就符合這一精神，第48條規定了國家特有的物權制度，其他單位和個人不能擁有，這就體現了公有制的優勢地位。《草案》第49條還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對單位、個人的私有財產征收、征用(但要依法給予補償)，這其中的從屬關系也很明顯。#p#分頁標題#e#

　　憲法是相對穩定、不變的，但社會生活卻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因此，必須要有與時俱進的、符合社會需要和時代精神的新理解、新解釋。如果沒有，憲法就死掉了。

　　是否背離社會主義原則

　　鞏獻田：這是一部背離社會主義原則，開歷史倒車的《物權法》。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并保衛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使每個公民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為公民權利平等提供了物質保障，這是社會主義公民權利平等的基礎和內容。

　　魏振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學會顧問)：我們討論物權法必須有這個基本制度為基礎，如果說不以這個為基礎，那就很難達成共識。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完全公有制是高度計劃經濟，在財稅上統收統制，在報酬上搞統一分配，不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規律。改革開放以來，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后來創造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新的所有制形式，應該說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具體體現，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和體現。

　　物權法是調整平等主體基于物質資料的關系的法律。物權法反映所有制、反映基本經濟制度，我認為是原則的、方向的，不應該是具體的，否則混淆了物權法和其他法律的界限。物權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物權關系法，不是調節不同所有制經濟的調節法。

　　王長江(中央黨校教授、黨建部副主任)：我并沒有特別關注圍繞《物權法》立法所發生的這些爭論，但是針對《物權法》立法是否涉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問題，我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關于該法的立法發生討論，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得注意討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什么。我注意到，有些討論還停留在概念的層面，而完全不顧社會發展的現實，這種思考和探討方式就是值得商榷的了。比如，關于現在的物權法草案違背了蘇俄民法典的說法，就帶有教條的意味。我們的改革一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這其中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自然也談不上符合哪種模式或做法。再比如，計劃經濟也有其先進的一面，但是在發展中，我們發現，這種經濟模式也有需要揚棄的地方，事實上，我們也堅決揚棄了。這時我們自然不能說今天的改革違背了什么，而是強調我們創新了什么。還有，關于礦難的問題，怎么能簡單地歸結為民營化的問題呢？事實上，國有煤礦也有礦難，而且還不少。我們只能說，礦難的頻繁發生和監管不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缺位有關，而不能簡單地和民營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退縮相聯系。再比如，社會不公和社會矛盾激化，我們應該看到，這是改革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個體所有制經濟發展就必然帶來的問題。總之，一句話，我認為，《物權法》立法不是不可以討論，問題在于我們討論問題時，是從概念出發還是從事實出發。

　　是否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鞏獻田：……實質上搞死國有企業，低價出售國有企業，致使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失，許多工人強行下崗，造成今天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學會會長)：我個人認為，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是非常復雜的現象，很多涉及體制的問題，不僅僅是法律就能夠解決的。

　　應該說，物權法高度重視了這個問題，首先強調了對國有經濟財產的保護，并對這個問題專門作出了規定。草案中，低價處理國有資產的應該禁止等類似的規定都是強化對國有資產的保護。

　　張曉晶(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國有企業的經營問題、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根本上是經濟學的問題。法律上的保護對此只有促進作用，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轉讓、購并幕后交易可能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但沒有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國有資產在停滯過程中會流失得更多。以前通過非法方式獲得國有資產的，不但不能保護，還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p#分頁標題#e#

　　國有企業效率低、服務差，需要提高它的運營效率。因此，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不會變。讓大眾參與到這個進程中來，讓他們享有發言權，增加轉讓、購并等的透明度，都可能減少國有資產的不正常流失。這需要一套完整的規定，但這也不是物權法的范疇。

　　是否導致更大的貧富懸殊

　　鞏獻田：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講平等保護，那么就是乞丐要飯的棍子和碗與少數人的機器、汽車等都平等保護！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甚至危舊房同那些發了橫財而修建的高級別墅一樣保護！《草案》所體現的基本精神和反映出的根本傾向，必將進一步加速私有化進程，促使兩極分化，造成貧富更大的懸殊和社會的嚴重分化和尖銳對立。

　　王衛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乞丐討飯棍和百萬富翁的豪宅能平等保護嗎？這個問題是嚴重違反法律邏輯的。在我們當今社會中，99.9%的人既沒有豪宅，也不是只有一根討飯棍。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擁有財產，哪怕是個下崗工人，他也有一間住房，有一口鍋，你不能說他們就是叫花子。退一步講，我們講乞丐文化，乞丐向人討飯時，那也是尊重別人的所有權，“先生行行好”；然后你行使你的處分權，把你的財產讓一部分給我。這也是一種秩序，沒有這種秩序乞丐也無法生存，這是個非常嚴肅的話題。

　　如果百萬富翁是通過他的勞動、智慧獲取了合法所得，導致了收入懸殊，這也不是物權法要解決的問題。在所有發達國家，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也就是所謂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是激勵創造財富，二次分配是實現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所以，不要把一切問題都堆到物權法的頭上，也不能把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寄希望于物權法。

　　如果這位北大教授是真心實意地替廣大民眾代言，他就不能否認一個關乎平衡正義的事實：在今天我們的社會中，面對強大的公權力，恰恰是民事權利處于弱勢地位。正義的訴求恰恰是平等保護各種民事主體的訴求。而有的人卻無視這種正義訴求，并且試圖阻止旨在實現這種正義訴求的民事立法。這樣做的后果，勢必使人們的正義訴求推向非理性解決的軌道。

　　物權法對權利的保護，可以歸納為十二個字：平等保護，重點解決，和諧共存。其中，平等保護體現了平等的正義，重點解決就是針對社會中的正義失衡問題所采取的專門保護措施，如保護國有財產、農民承包經營權、城市居民房產權的特別規定，體現了平衡的正義。平等保護與重點解決相輔相成，則體現了一種和諧共存的思想。這就是通過理性方法化解矛盾，實現正義，從而保持改革、發展和穩定協調共進的思路。這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路。

　　吳忠民(中央黨校教授、社會學研究室主任，長期致力于社會公正問題研究)：爭議的出現是進步，是民主的體現，我們不能禁止任何人發表自己的看法。讀鞏教授的公開信，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像是回到了改革開放前。我們現在談的社會公平并不是要劫富濟貧、要平均主義。保障窮困人群的基本生存，不是物權法的職能，需要通過一系列社會救濟措施來實現；富人有錢并不意味著有罪，只要是合法的財產都應當得到保護。

　　鞏教授忽略了介于乞丐和富翁之間的絕大部分社會成員。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的合法財產都應該得到保護。對貧困群體來說，10平方米房子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一套別墅對富翁的意義。如果早有《物權法》，強行征地、強制拆遷就不會發生。因此，《草案》恰恰是體現了社會公平。 本報記者 李麗 萬興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