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律師行業的奉獻?

????如果因為經濟困難請不起律師，享受不了法律服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話?

????當你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請不起律師怎么辦？打不起官司怎么辦？?

????９月１日，我國第一部關于法律援助的全國性法規《法律援助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即將實施，到時經濟困難的公民可以依法免費獲得必要的法律服務。條例明確地說，這是政府責任。

????訴訟如同一場戰斗，國家應該保證雙方武裝平等

????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溝鎮是全國最大的箱包生產、集散地，大約有３０００多名打工者在那里工作。當地的一些小作坊工作環境非常惡劣，毒氣充斥其中。當河南省許昌籍打工者因苯中毒患上再生性貧血、１７人喪失勞動能力的消息傳來，許昌市政府緊急成立以許昌市司法局牽頭的法律援助工作小組，２２名律師為保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援助。經過律師團近一個月的調查取證和艱難談判，１７名受害者最終獲得了６８萬元賠償。

????如果沒有法律援助，無論是１７名平均年齡１８歲的受害者，還是他們經濟困頓的家庭，都很難在這樣一個人身權益遭受嚴重侵害的事件中尋求保護。而許昌市政府積極提供必要的經費，充分調動律師及相關部門的積極性，為保障貧弱群體享受法律服務、維護社會正義所做的努力正是法律援助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桑寧告訴記者，法律服務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種專業性、技能性的服務，因而一般情況下公民獲得法律服務和獲得實物商品一樣，必須支付相應的報酬。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獲得法律服務的最終結果是實現或享有某種法律規定的權利，因此，能否平等地獲得法律服務，又關系到公民權利能否得以公正、平等地實現。

????對沒有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能力的人來說，如果仍然適用社會執業律師所通常遵循的有償服務原則，就意味著他們將會在事實上被排除在法律服務之外，不能最終實現或享有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特別是在我國越來越普遍的“抗辯式”審判中，不能支付法律服務報酬幾乎就意味著公民與法律的保障無緣。“這顯然是與現代法治社會的公正、平等原則相背離的。”桑寧說。

???《條例》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桑寧解釋說，這意味著，政府是主辦法律援助事業的主體，有責任在經濟困難的公民需要必要的法律服務時，提供免費服務。

????桑寧很認同法國法律援助局局長Ｊｏｓｅ?Ｃｈｅｖｒｅａｕ法官打的比方：訴訟如同一場戰斗，國家應該保證雙方的武裝平等。他說，這就是國家建立法律援助的依據。

多少人在期待?多少人能擁有

????《條例》規定，公民對下列６種需要代理的民事、行政事項，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這６大事項是：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的；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與此同時，５種刑事案件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不受經濟條件限制，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聾、啞或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處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指定辯護，無須審查其經濟困難狀況。#p#分頁標題#e#

????那么，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一共有多少呢？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調研處處長鄭自文為《條例》的制定做過大量的調研論證，他向記者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總數約為７４萬件，去年全國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８萬件左右，只占總需求的四分之一。

???“實際上，一個社會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是在不斷變化的。”桑寧說。一般的情況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文明程度越高，法律援助覆蓋面也越廣。在加拿大，月收入在８００加元以下的公民都符合法律援助的受援條件，這樣的人群占全國人口總數的３０％至４０％。在香港，大約８０％的居民都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因為他們符合年薪低于１６萬港幣的規定。

????在廣東，由于經濟快速增長，社會協調發展，這里的法律援助事業一直走在全國前列。２００１年，廣東省把法律援助工作引入了高墻內，在監獄服刑的人員也可以通過法律援助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２００２年廣東省再次降低了法律援助的門檻，使全省法律援助覆蓋面由原來的６００萬人擴大到１３００多萬人；而最近廣州又重新制定了法律援助受援經濟標準，降低了法律援助的門檻，將法律援助的覆蓋面再次擴大。

????“但是，在廣大中西部地區，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著法律援助的開展。占全國總數１７％、尚未開展法律援助的縣、區也多分布在這些地方。越是法律援助需求量大的地方，往往覆蓋面越小。”鄭自文說。

????桑寧認為，根據《條例》規定的６類案件，再加上經濟困難標準，粗略估計全國有３０００萬人口屬于法律援助對象。他特別指出，精確確定社會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努力科學地進行預測，從而使寶貴而有限的法律服務資源用得其所。他向記者援引了加拿大犯罪學專家保羅·布蘭廷哈姆的研究成果。保羅認為，衡量法律援助需求時，有１７個可變量是有價值的，即總人口、１５歲以上男性、未婚人士、分居人士、離婚人士、女性單親家長的數量、平均收入、失業率、警察已知犯罪、被警察或檢察官指控的犯罪、法庭記錄的被指控的人員數量等。

???具有法律援助工作豐富經驗的桑寧坦言，由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起步晚，科學統計、分析、預測法律援助社會需求和實現的能力還有待提高，要保證每一個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公民免費獲得法律服務，并不容易。而最大的困難還在于，法律援助的資金嚴重短缺。

解決資金短缺有沒有高招

????來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統計告訴我們，目前國家撥付的法律援助經費平均每人每年不足６分錢，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桑寧介紹說，去年全國辦理的１８萬件法律援助案件，平均每件國家支付的費用為６０至７０元，和平均５００元的實際成本相去甚遠。

????資金短缺是世界各國在法律援助中面臨的普遍問題，對此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態度。許多發展中國家，其中也包括一些發達國家采取提高門檻的辦法，嚴格限制受援人的標準，把許多法律援助申請人拒之門外，以減輕政府的壓力和責任。有些發達國家則是靠巨額的政府投入來緩解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

????桑寧說，目前我國法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律師的行業奉獻，但持續開展法律援助不能采取過度使用律師義務的辦法，因為那樣最終會犧牲案件質量和當事人利益。中國是一個有著１３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不允許我們采取拒之門外的辦法，我們也不能像有些發達國家那樣，僅僅依靠政府的巨額投入來解決問題。怎么辦？

????記得兩年前，１９名身為中學生的ＯＫ鏡受害者得到了南方某企業的同情，當他們準備拿起法律武器討回公道時，該企業慷慨解囊，捐助了１０萬元作為法律援助經費。而這種捐助行為在即將實施的《條例》中受到鼓勵。#p#分頁標題#e#

????《條例》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取的做法。桑寧說：“由于政府法律援助的案件類型、受援人經濟條件有嚴格限制，這使很多有困難的人仍然不能得到來自政府的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的政府責任之外，社會力量的參與會使法律援助的層次更豐富。比如，在《條例》規定之外的家庭暴力問題、農民工權益受損問題、涉及兒童、殘疾人的法律問題等，都只能依靠社會資源提供法律服務。”

????８月６日，由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等６家單位聯合主辦的“為實現公平和正義·法律援助在中國”大型公益活動在北京啟動。這個為時４個月的活動將在北京、廣州、深圳等地舉行大型義演晚會，宣傳法律援助制度，接受社會各界捐助。

????基金制運作是為法律援助爭取資金的重要渠道。桑寧介紹說，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是接受捐贈、資助公民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橋梁，它在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資金的同時，接受社會各界尤其是捐贈人的監督，定期公布信息，接受審計部門的審計監督。他希望中國法律援助基金能夠為更多的人了解，爭取更多的支持。“如果全社會的人都來關心法律援助，支持法律援助，讓窮人消費得起法律，能夠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公平和正義的理想才會最終實現。”桑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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