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法院：

　　你院1954年4月2日法一外字第243號請示關于中國人與日僑離婚的處理問題，我們經研究并征詢外交部等有關機關的意見，現就你院來文所說的幾個案件在處理上，提出如下意見：一、仇大海與華玲離婚及李正雄與光瀨道子離婚兩案，女方回國時有的把結婚證書留下，有的把她個人所有衣物全部帶走，可見女方已無意再與男方繼續共同生活，什么夫妻感情。更主要的是歸國日僑一般的已不可能再來我國，我法院也不可能征求她們的意見，因此如不是別有原因，我們認為可以判決雙方離婚。

　　二、陳炳昌與井良子離婚案，因陳在臺灣還另有配偶，而井良子已有書信表示愿意離婚，故也可判離。

　　三、你院今后如有需要商榷解答的問題，希仍送華北分院處理。

　　附：天津市人民法院關于中國人與日僑離婚應如處理的請示　1954年4月2日　法一外字第243號

最高人民法院：

　　一、本院受理仇大海（男，中國人）與日僑華玲（女，原名蒲上華子）離婚一案。據了解原告與華玲于1951年年底向我區政府申請登記結婚（介紹人為另一日僑名黑上房子，已于1953年歸國）。但在未批準前，即已同居，婚后并無子女，又華玲于日降后被匪山西鐵路局留用。曾取得匪山西的入籍證明，1952年華玲之父自日本來信，以其母病危為理由，召華玲回國。同時華玲與仇某感情平常，經濟情況又不甚好，故華玲于1952年10月間返回日本。華玲走時，雙方未辦離婚手續，據仇某談：她曾將結婚證留下（已交我院）口頭表示同意離異。華走后曾來信托仇某買東西。據本院推測，雙方感情可能不太環，或僅因經濟問題而離異。男方提出離婚，可能為了再結婚，本市公安局外僑科認為：華已歸國再入境，則不易，而且我們可以掌握，事實上雙方形同離異。似可根據男方請求判決離婚。本市外事處意見：“因一方不在的涉外離婚問題，如不在之一方居于未建交國（特別是在日本）很難取得不在一方同意離婚的合法證明，仇與華之離婚問題，既無法取得合法證明，華在津又無代理人可令仇出具華同意離婚之私人信件，由仇蓋章（或簽字）證明屬實再由法院判決離婚，華與仇雙方事實上已離居又無子女，再入境之可能極小”。該處已于本年1月25日以外僑（54）字第6號報告，請示外交部，但迄今尚未獲批復。本院同意該處意見，惟如是處理是否妥當，請指示。

　　二、李正雄（中國人，男，現在本市電信局任技術員）申請與返日之妻子光瀨道子離婚，據李談：于1946年與道子在東北四平結婚（有匪四平市府批示，已交案），1947年遷居本市，1948年生一女，婚后感情甚佳，惟道子素患神經衰弱癥，1950年4月以后轉劇，變為分裂性精神病，經醫治收效不大，至1953年我國紅十字會協助日僑歸國時，道子即與本人商議回國，并函詢其父，回信稱：可由我夫婦二人自作決定，道子當向公安局申請返國后伊又考慮達兩月之久，遂于1953年5月回國，臨行時將其個人衣物均已攜去，并曾協議離婚，但未辦手續。道子返國后于同月曾來一信，以后即不通消息。她亦未將女孩帶走等語?，F根據道子健康情況，很難返回我國，因此申請離婚，生女即由其撫養。經向電信局了解，道子返國時，李某曾向組織上和工會談過，領導還予借款照顧，并代其小孩解決托兒所問題，但未談及已否離婚，又李與道子以往感情甚佳，查光瀨道子返國時既未將其女孩帶走，復將個人衣物攜去，擬依照上述仇大海案外事處之意見，令李正雄征詢道子對離婚及小孩之意見（有無財產糾紛），如道子同意離婚即可判離。

　　三、原告陳炳昌（男，臺灣人，現任本市勞動局工程師）申請與日籍妻子井良子（又名陳芳英，年34歲）離婚，據陳某稱：于1943年11月間與良子在日本大阪結婚，婚后并無子女。我于1947年1月間回臺灣原籍，1948年又在臺灣與鐘全妹（臺灣人）結婚，婚后5個月，良子也自日本去臺，為與良子離婚糾纏甚久，后雙方商議到日本辦理離婚手續，遂于1952年10月以訪問親戚名義，領得臺匪外交部護照去往日本，到日本后因系臨時戶口，日本法院不能辦理離婚手續，故仍未解決等語，原告即于1953年6月單身參加旅日華僑歸國團體同年7月來津，由政府分配到津勞動局任工程師，復據原告稱：歸國時曾征求良子意見同來我國，而她因家有父母，生活不成問題，不愿同返，后去信叫她參加二、三批歸國華僑（因良子在臺曾入中國籍）：伊仍無意回來，復信說要離婚，（有日文信一封為證，已交案），她既不愿回來，也無財產爭執，我請求法院判決離婚等語。我院認為原告在臺尚有妻鐘全妹，現擬與日妻井良子離婚，而良子與陳某尚有信件往來，擬也依照上述二案之辦法辦理。

　　以上三案情節大致相同，惟我院所擬意見是否可行，請一并核示。

　　1954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