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省人民法院劉一久同志：

　　來信均收到。

　　茲就六次來函按照先后次序分作六部分，就各函所提問題，除來問的第四部分（六）關于省轄市市長對反革命判決死刑案件有無批準權的問題，另行研究外，先將其他問題分別解答，函請你省人民法院研究后轉供參考。

　　我們對你的來信拖的時間比較長，雖然有其客觀原因存在，但我們沒能抓緊及時處理，也是值得檢討的。

　　附：關于審判制度及刑事法律等問題的解答

　　甲、來問的第一部分

　　（一）關于審級制度問題。人民司法制度所要實行的審級制度基本上是三級兩審制，以二審終結為原則，三審終審和一審終審為例外。現因各地具體情況不同，有的地區已基本確立了三級兩審制，有的地區還正在走向三級兩審制。來問說目前北京市基本上是三級三審制，但查北京市人民法院第二審所判決的案件，除因案件重大或疑難特別準許上訴外，原則上第二審判決即為確定判決。

　　（二）關于再審程序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華東分院批復南京市人民法院關于終審程序等的幾個問題》中第六點所述，系指在華東分院未成立前已經南京市人民法院送請南京市人民政府復核確定的案件，如發現有再審之原因，應移送檢察署審查，按照該批復處理。一般的說，人民檢察署對于人民法院的確定判決，認為有重大錯誤者，得提起抗訴，請予依法再審；但再審亦不以提起抗訴的案件為限。

　　（三）華東分院在同一批復之第七點所說的“當事人不服原判可到本院上訴”，所謂“原判”，系指南京市院的判決，這些案件除判決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外，其他案件如于華東分院成立之時正在更審或市府復核中，應將原判決依法送達當事人，當事人不服原判，即可在規定上訴期間到華東分院上訴。這就是說要樹立嚴肅的上訴制度，保護上訴人的上訴權利，不能以復核代替上訴。

　　（四）關于復核制度：我院吳副院長在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所作關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報告》中曾經說過：“由于目前人民法院審判員的素質尚弱，為慎重判決和執行，各地普遍建立了復核制度，這是必要的”。于此我們可知復核制度的建立，在現有條件下是為了更好的保護人民利益，向人民負責；是為了對犯罪的判決慎重處理。

　　至于“復核加重或減輕被告之刑，被告或告訴人對二審機關之復核”，是否 “仍可提起上訴”的問題：我們認為除反革命犯應按照規定經核準后執行外，其他刑事案件經復核者，如原判無顯著錯誤，一般不宜改判；如認原判量刑不當而應加重其刑時，以撤銷原判發還原法院重行審判為妥，這樣，才可以使原法院全面斟酌具體材料并給予被告或告訴人以申述事實與理由的機會。在更審加重之后，如被告不服，亦仍可依法定審級提起上訴。

　　你寄來的“論我省復核制度”一文，因牽涉問題甚廣，可存作我們研究該問題的參考。

　　乙、來問的第二、三部分

　　（一）所謂民事管收，一般的只在強制執行程序中確有必要時才能適用。例如債務人顯有隱匿、破壞或故意處分財產，而意在逃避或妨害其執行者，法院為了防免或減少執行中所發生的困難，得因債權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對債務人在執行期中加以管收。區村調解委員會在調解成立后，如認債務人顯有妨礙調解之執行的行為，雖亦得為必要之防止，但管收以及查封拍賣財產都應送請法院慎重處理。

　　（二）關于區村調解委員會所成立的民事調解應如何執行問題：我們認為一方不履行區村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的案件，他方可向區村調解委員會聲請督促履行，但如經督促而有異議或仍置之不理，應即移送法院處理。因“執行”和“督促履行” 是有區別的，前者有著強制的意義，而后者只賦予說服督促履行的責任，這樣區別區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和法院的審判職權，既不削弱區村調解委員會在調解工作中應有的作用，同時又能防止其可能發生的濫扣濫押等侵害人權的行為。

　　（三）關于徒刑與勞役有什么區別，可參考《山東司法資料》第4期第33頁 “答讀者問”之一，多加研究。至來文所提“二月徒刑與一年拘役在效果內容上究竟有無區別”的問題，我們認為拘役與徒刑都是剝奪自由刑，不過在期間上有長短之差別。拘役多用于輕微的犯罪，其期間最短的僅數日，最長的各法院所判也有數月的，來問所說的“一年拘役”刑期既為一年，自應稱為徒刑。

　　（四）因為我中央人民政府尚未頒行統一的訴訟法規，所以各法院或各個人在名詞上用語頗不一致，也不僅只見于“調解”與“和解”。法院對于民事案件或輕微刑事案件，均得進行調解。當事人亦得向法院申請調解。法院調解合法成立者，當事人亦得申請強制執行。但法院的調解，并非審判的必經程序。

　　丙、來問的第四部分

　　（一）第一點：由于《懲治反革命條例》在某些條文上寫有“以反革命為目的”字樣，而在另外一些條文上并沒有同樣的文句，所以才有如來問所提“犯罪的目的與行為是否一致的問題”。我們以為這一條例，凡在條文上寫有“以反革命為目的”者，是說明該犯罪行為目的本身并不當然就是反革命罪行，故須在條文上加上以反革命為目的等字樣。舉例如第十一條之“偷越國境者”，如無反革命的目的，就不是反革命的罪行。有些條文未寫出“以反革命為目的者”，則其所規定的行為本身就是反革命罪行，故無須再加“以反革命為目的”之字樣。舉例如第十二條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其組織者、主謀者及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行為，本身就是反革命罪行，故不必再問其目的如何，則應依本條例懲處。

　　（二）第二點：我們基本上同意來問“甲說”前半段，即所謂“其他參與策動、勾引、收買或叛變者”，系指第一項所載首要分子或率隊叛變者以外之共犯而言。

　　（三）來問第三點：在條例第五條所稱主謀者、指揮者、其余罪惡重大者及其他積極參加者以外，還可有參加者。這些一般的參加者，本條例既無懲處的規定，自即不單純因其參加者而予以懲處。

　　（四）來問第四點：在條例第十二條所稱之組織者、主謀者及其他積極參加者以外，還可有參加者。這種一般的參加者本條例既無懲處的規定，自不得單純因其參加而以反革命論罪，可是他們劫獄越獄的行為亦可構成普通犯罪（即一人單獨越獄亦可構成犯罪）。這是普通刑法問題，這里不予討論。至上述第三點所述一般參加者的行為，則與此不同，如應認為足以構成犯罪，則仍系反革命罪，故本條例既無規定，即不再以普通犯罪懲處。

　　（五）來問第五點：凡反革命分子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四條得酌情從輕、減輕或免予處罰，無此種自首悔過的表現者，仍根據其原有罪行予以懲罰。

　　（六）關于省轄市市長對反革命判決死刑案件的批準權問題，另行研究。

　　（七）關于“通知有關部門再規定‘假釋’‘減刑’辦法”、“規定假釋之核準制度”等建議，由我院函轉司法部參酌。

　　丁、來問的第五部分

　　關于“剝奪政治權利”一點，共同綱領第七條規定：對于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者，得剝奪其政治權利。至因普通刑事犯罪所應剝奪的權利，究應稱為政治權利或其他名稱，中央尚未最后決定，其內容亦不完全相同。

　　戊、來問的第六部分

　　（一）關于復核制度問題，已在來問的第一部分第（四）點內解答。

　　來函建議把全國各省、各大行政區的復核制度作一綜合研究在《法院工作通訊》上發表，這一建議是好的，待我們多加研究后再為決定。

　　（二）村干部是否政權干部問題，經我們與內務部聯系認為村干部也是政權干部。

　　（三）來問不明確，茲不擬答。

　　（四）關于現行犯與通緝犯的問題：所謂“現行犯”，一般地說，凡犯罪行為在進行中或進行后即時被發覺的罪犯，就是現行犯。

　　此外還有得視為現行犯的，即如：被追呼為犯人者；或因持有兇器、贓物等，或于身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而顯可疑為罪犯者。

　　現行犯應立即逮捕，不須呈請批準。至于通緝犯，是指犯罪后在逃已被通令緝捕之人犯而言。如被發現亦應立即逮捕，不須再請批準；但在逮捕后應立即解送或通知原請通緝之主管機關迎提歸案，免有延誤。

　　附件：《山東司法資料》第4期第23頁“答讀者問”之一：

　　“問：徒刑與勞役有什么區別ⅶ

　　答：徒刑與勞役應在刑法中規定。但因目前刑法還沒有頒布，所以不能作具體的說明。根據實際執行情況看來，大體上是勞役僅適用于輕微的犯罪，其期間最短的數日，（中略）對判處勞役的犯人必須強制他們勞動，一般是不剝奪自由，但因具體情況不同也有剝奪其自由的。

　　徒刑是比勞役較重的刑罰。（下略）

　　徒刑應關在監內執行。被判處徒刑的人原則上也應強迫他們勞動，但因犯人無勞動能力或其他關系不必定須勞動，若必須在監外執行勞動時，則須加以嚴格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