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在近幾年蓬勃發展起來，給我們帶來利益的同時也誕生了許多披著互聯網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資公司。但是，非法集資公司雖然以公司的形式存在，也是存在主犯和從犯的區別的，兩者量刑標準也不同。今天，律霸就來給您講講最高法關于非法集資從犯的量刑標準。

一、主犯、從犯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26條第1款的規定，主犯一般包括：一是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也就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要判定是否是主犯，除了犯罪集團中為犯罪活動出謀劃策，主持制定計劃，指使、安排成員的犯罪活動的人以外;在大量除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共同犯罪中，對共同犯罪的形成、實施與完成起決定性或者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判斷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實施了哪些具體犯罪行為，對結果的發生起了什么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對其他共犯人的支配作用，當一個共同犯罪案件有兩個以上的主犯時，他們在起主要作用的前提下仍可能有區別，其責任的可能性也有差異，有需要我們綜合主客觀各種要素之后區別對待。

根據《刑法》第27條第1款的規定，從犯包括兩種人：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對共同犯罪的形成與共同犯罪行為的實施、完成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二是在共同犯罪中其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為共同犯罪提供方便、幫助創造有利條件的犯罪分子，主要指幫助犯，在一個共同犯罪中，認定從犯，要根據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處的位置，對共同故意形成的作用、實際參與的程度、具體行為的樣態、對結果所起的作用等進行具體分析。

通過對司法實踐中許多非法集資犯罪案例的分析與研究，可以發現，以數人形式集合形成的共同犯罪是一種常態，雖然可能涉及的非法集資者人數眾多，在形式上又借助于公司或者傳銷模式，使得在共犯認定中可能會面臨一定的挑戰，但總體上來講，其中主、從犯的認定與處罰還是相對比較清晰。

當然，在一些規模較大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而案發后則辯稱自己未從被害人處接受存款，且其直接參與的犯罪數額無法確定;另外有些底層工作人員，只負責接受存款并開具收據，而不參與其他活動，案發后辯稱自己不知情。對于這些非典型共犯的認定存在一定困難。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要綜合考慮各種主客觀要素，合理確定追究層級，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一方面要查清楚其是否明知整個公司及其個人行為的性質，另一方面要針對其個人實際參與的行為，參照該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對于主觀上明知自己在進行非法行為，客觀上編造事實，虛假宣傳，從中獲得非法利益的，應認定為共犯。

二、最高法關于非法集資從犯的量刑標準

非法集資屬于刑法規定的集資詐騙罪。從犯的量刑標準，比照主犯決定，比主犯判的少。其中，根據情節的輕重，酌情裁量。

《刑法》對集資詐騙罪的處罰規定：

第一百九十二條　集資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非法集資是以侵占他人資金為目的的違法行為，在我國最高法中，非法集資根據涉案金額的大小，對主犯及從犯分別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最高法關于非法集資從犯的量刑標準相較于主犯而言要輕，會根據情節的輕重酌情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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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資罪的構成要件包括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