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的界限

首先，從刑訴法相關規定及《兩個證據規定》，可以對非法證據和瑕疵證據作如下界定：

1.非法證據。根據刑訴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非法證據可分為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非法言詞證據包括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非法實物證據即符合：

(1)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

(2)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

(3)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等三個條件而需依法排除的實物證據。

2.瑕疵證據。顧名思義即取證程序存在瑕疵的證據。瑕疵證據屬于偵查機關未侵犯公民的憲法性基本權利而僅僅是以輕微違法的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只要能夠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仍可作為證據使用。

其次，從證據要素角度，亦可對非法證據和瑕疵證據作如下區分：

法定證據包含取證主體、取證程序等方面的構成要素，其中即包括決定證據合法性的基本證據要素。不合法證據所體現的正是在證據取得過程中因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而造成基本或非基本證據要素的缺失。非法證據，往往因重大違法或損害公民基本權利保護導致基本證據要素的缺失而喪失證據資格，必須予以排除。瑕疵證據，則屬于非基本要素存在某些不完全合乎法律規定的情形，允許通過一定手段幫助其恢復或者取得應有的證據價值。

二、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的判斷

具體在實踐中，可以依據三個標準對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進行判斷。對此，《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既有瑕疵證據的規定，也有非法證據的規定，可作為分析對象。其一，侵犯公民權利。非法證據主要是偵查人員通過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手段獲得;瑕疵證據雖然在形成過程中存在一些技術性違規，但沒有發生嚴重的侵權。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為例，該規定中“采用刑訊逼供等方法所取得的供述，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認的訊問筆錄，沒有提供翻譯的盲聾啞、少數民族人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供述，都是非法證據，應當排除”，同時，“訊問筆錄填寫的訊問時間、訊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誤或者存在矛盾的，訊問人沒有簽名的，首次訊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被訊問人訴訟權利內容的”，則系瑕疵證據需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其二，違反法定程序。非法證據中偵查人員的行為是刑訊逼供、暴力、威脅等嚴重違法，甚至構成犯罪的行為;瑕疵證據則是遺忘記錄、簽名及相關材料等輕微違法情形。其三，影響證據可采性。非法證據系偵查人員以嚴重侵犯公民權利的非法手段取得，對犯罪嫌疑人等訴訟參與人的思維、意志具有較強的壓制性，極可能造成相關訴訟參與人違背自由意志和案件真實而出具言詞證據材料，證據不可采信;瑕疵證據則是取證程序上的疏漏，對證據實體上的真實性影響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涉及到幾個具體問題有必要作進一步探討：

首先，對于具體判斷偵查機關以“引誘、欺騙性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是否為非法證據，實踐中仍難以把握。修改后刑訴法對于“等非法方法”中是否包括“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則并未予以明確。對此，學界和實務界有不同的理解。

一是認為“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應當包含其中。修改后刑訴法第五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將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與刑訊逼供并列，以此獲取的證據無疑當在排除之列。

二是認為“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不涵括于其中。“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等”意在強調取證方式的違法性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的精神強制與肉體痛苦與刑訊逼供具有相當性，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第八項所列舉的“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以此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且實踐中偵查與審訊策略的運用有時也難以與引誘、欺騙嚴格區分，若一律視為非法證據而予以排除，顯然并不符合當前的司法實際。

三是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加以判斷。使用威脅、引誘、欺騙性手段獲取證據在實踐中較為復雜，不可能簡單的“一刀切”，必須結合個案的具體情況加以判斷。具體而言，使用威脅的方法獲取的供述應當排除，由于威脅一般會引起恐懼，屬于典型的造成精神痛苦的非法方法，因此，通過威脅獲取的供述一般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同時對于威脅的情節輕微的，也可以作為瑕疵證據對待，判斷的關鍵在于威脅是否造成被追訴人精神痛苦并違背意志進行了供述。至于引誘、欺騙，一方面與審訊策略很難區分，另一方面當時并不會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故引誘、欺騙獲得的供述一般情況下不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但是嚴重的情況例外，即嚴重違法且可能影響證供自愿性和真實性的引誘、欺騙性取證，應當排除。即使用威脅方法取證的以認定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為原則，威脅情節顯著輕微的例外;而使用引誘、欺騙方法取證的以視為瑕疵證據不予排除為原則，引誘、欺騙情形嚴重的例外，盡管對于情形嚴重與否及嚴重程度的判斷，同樣考驗司法裁量者的經驗與智慧。

其次，對于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供述，如果訊問所違反的程序性規定涉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且違法程度較嚴重，就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如果違反的程序性規定屬于技術性規范，且違法程度較輕，可以依法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則無需排除。前者構成非法證據，后者則僅構成瑕疵證據。另外，正確判斷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還需區分非法取證與不文明司法，二者不可等量齊觀。

此外，關于重復自白的可采性，當前主要存在三種主要觀點，即“一排到底說”、“單個排除說”和“同一主體排除說”.個人傾向于認同“同一主體排除說”，即供述被認定為非法證據的，相同訊問主體取得的其他重復性供述也應予以排除;若訊問主體不是同一的，則后一主體取得的供述不受前一主體非法取證的影響。

三、對瑕疵證據“補正和合理解釋”的把握

對于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而言，瑕疵證據的發現及處理，直接影響檢察院認定案件事實的準確性和證據鏈條的穩固性。

根據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規定，司法機關認定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的法律后果及處理方式是不同的。對于瑕疵證據，可以要求偵查人員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在補正之前這類證據效力是待定的，只要補正恰當，就可以使其具有完全的證明能力。具體而言，首先，“補正和合理解釋”應以程序合法、內容真實和理由充分為標準，使證據裁斷形成足夠的內心確信。其次，堅持“補正”先于“合理解釋”原則。合理解釋相對于補正而言，是一種更為簡便，任意性更強方式，必須限制使用，只有在補正不能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合理解釋。再次，準確把握合理解釋的“度”。合理解釋的對象不能是“非法證據”，不能將明顯違背經驗和常理的“情況說明”稱為合理解釋，如將某些情況下的單人提訊解釋為遺漏訊問人簽名或訊問時間重疊解釋為筆誤等“牽強”解釋，均不能稱之為“合理”。

總之，“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只有刑事訴訟證據排除的相關法律和規則在司法實踐中得以正確而恰當的實施，才能彰顯其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的價值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