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罰目的是一個國家制定刑罰、適用刑罰和執行刑罰所追求的客觀效果,量刑任務在于選擇適當的宣告刑,以期達到刑罰目的。從刑罰目的出發,量刑不能簡單還原為懲罰或預防等單一要素,而必須考慮多元性要素。基于這一認識,可以概括出我國量刑的三個具體原則,即刑罰法定原則、罰必當罪和刑罰個別化相結合原則、刑罰必要原則。關鍵詞:刑罰目的量刑原則刑事審判活動有兩個基本環節:一是定罪,二是量刑。其中量刑是在正確定罪的基礎上依據刑事法律裁決對犯罪人是否判處刑罰和判處何種刑罰以及所判刑罰是否立即執行的刑事審判活動。“處刑的公正性取決于徹底、客觀、全面地查清案情和對定罪作出正確的結論,并指出犯罪人根據刑法典的哪一條、哪一項被認為有罪。”[1]145也就是說,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則是定罪的后果。實現刑罰的目的,僅僅有正確的定罪還不夠,還需要通過量刑,將法律規定的法定刑具體化為對犯罪人執行的刑罰,使法定刑現實化。因此,量刑不僅是制刑、定罪與行刑三環節連為一體的最關鍵的環節,更是國家實現刑罰目的的基礎和主要手段。量定刑罰,屬于法官針對犯罪人的犯罪裁量刑罰的行為,雖然法官量刑時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仍不得漫無根據,擅斷獨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應當受到罪刑法定所界定的罪刑范圍的制約。關于量刑的基準是否應當在刑法典中作出明確的規定,學界曾有正反不同的意見,目前學界見解傾向于肯定說,各國刑法也有在刑法典中全面規定量刑基準事由的趨勢。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一規定是司法實務中裁量刑罰應遵循的基本原則。遵循這一基本原則,我國刑法典第61條對量刑基準作了更為詳細的規定,即“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筆者認為,刑罰的目的是一個國家制定刑罰、適用刑罰和執行刑罰所追求的客觀效果;量刑的任務在于選擇最為適當的宣告刑,以期達成刑罰的目的,因此,厘定量刑的基準和量刑原則,就應當首先關注刑罰目的觀問題。關于刑罰目的,在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曾有報應主義與一般預防主義和特殊預防主義的對立。首先,就報應主義而言,刑罰內容在于痛苦與惡害,刑罰目的則在于滿足人類的報應情感,因此,刑罰的輕重應與行為人的責任相適應,就此意義而論,報應刑亦可謂責任刑。其次,就一般預防主義而言,刑罰內容亦為痛苦與惡害,不過,刑罰目的不是報應,而是在于威嚇社會上一般人,主要是有犯罪傾向的人,使其有所畏懼而不敢觸犯刑律,因此刑罰必須力求嚴苛。最后,就特殊預防主義而言,特殊預防主義由于所持觀點的側重不同,進一步可分為強調刑罰痛苦及惡害作用以期嚇阻犯罪人不致再次重新犯罪的主張,以及強調刑罰的教育功能以期犯罪人復歸社會后成為善良守法公民的主張。就前者而言,如與一般預防主義相比較,除威嚇對象不同外,刑罰內容方面并無差別,故合稱為預防主義。一般而言,西方學者所論及的特殊預防主義多指后者而言。有少數特殊預防主義論者,也強調刑罰具有使犯罪人與社會隔離的效果,然而鑒于除少數情形如死刑或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外,受刑人終將返回社會,所謂排害或隔離,終究不得作為刑罰的主要目的。[2]由此可知,刑罰目的觀的選擇,雖因時因地因人而異,但并不是絕對一成不變的,就刑法理論發展趨勢而言,從20世紀20年代以后,刑法學派關于刑罰目的的理論對立已漸趨緩和。因此,折中新舊理論,兼采報應與預防觀念的“并合主義”,已成為學界中有力主張。并合主義的折中理論旨在綜合報應主義和目的主義,并調和報應思想與預防思想的對立。依據并合主義,刑罰的量定應依據刑事責任原則,同時,在罪責的公正報應所允許的范圍內,應兼顧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我國刑法學在刑罰目的問題上曾出現一種矛盾狀態,“即在刑法原則論中把罪刑相適應作為一條指導立法與司法的原則,而在刑罰論中又把預防犯罪作為制約刑事活動的刑罰目的。這樣,便發生了用刑施罰是以已然的犯罪的嚴重性程度為根據還是以預防未然的犯罪的需要為根據之問題”。[3]10一般認為,我國現行刑法第5條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對傳統的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修正,其立法本意是要克服罪刑相適應原則只要求刑罰與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相均衡的缺陷,將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行為人的主觀罪責以及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等影響再犯可能性的因素統一作為決定刑罰輕重的依據。從表面上看,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僅僅是量刑原則,其實不然。在刑事立法、刑事審判與刑罰執行階段,都必須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立法上的罪責刑相適應,是實現司法上罪責刑相適應的前提,而罪責刑原則的最終實現還有賴于司法上的罪責刑相適應。在量刑上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后,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消長情況,對已經判處的刑罰作出一定的調節。所以,行刑過程是一貫進行性的持續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過程。[4]我國的刑罰目的在于懲罰犯罪、預防犯罪和保護法益。[5]量刑必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刑罰目的。就懲罰犯罪的刑罰目的而言,要求量刑應做到罪罰相稱,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罪刑均衡,刑罰的分量應與犯罪人實施的已然犯罪行為所體現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就預防犯罪的刑罰目的而言,要實現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刑罰公正、量刑適當起著關鍵的作用。質言之,只有實現了刑罰懲罰犯罪的目的,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才會得以實現。刑罰預防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針對一般預防,如果輕罪重罰,就會使潛在犯罪人捕捉到這樣的信息:與其犯輕罪還不如去實施重罪。**利亞指出:“如果對兩種不同程度地侵犯社會的犯罪處以同等的刑罰,那么人們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實施能帶來較大好處的較大犯罪了。”[6]65如果重罪輕刑,會使被害人和其他人認為刑罰不公正,這樣既不足以安撫被害人,也不利于鼓勵其他公民與犯罪作斗爭,因而不利于一般預防的實現。針對特殊預防,如果輕罪重刑,會使犯罪人認為刑之不公,從而產生對立情緒,不利于教育改造犯罪人;如果重罪輕刑,則會使刑罰的威懾作用大打折扣,因而不利于特殊預防目的的實現。我們還應認識到,要實現刑罰預防目的,僅僅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當還是不夠的。在對犯罪人裁量刑罰之時,應關注犯罪人的個體差異,如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等因素所顯現的再犯可能性的大小。應當指出的是,不管是從實現刑罰目的來看,還是僅從量刑意義來講,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都不是等量齊觀的兩個因素。筆者認為,判斷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及預測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是一個極為復雜而艱難的問題。夸大人身危險性在刑罰裁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觀點不僅是不現實的,也與罪刑法定原則體現的法治精神相違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在刑罰裁量中僅處于次要地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對刑罰輕重的影響受到罪行輕重的限制,對刑罰輕重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程度。[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