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的爭論

　　一則關于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的報道值得我們關注：

　　來自中新社香港2007年5月15日電：新加坡消息，《聯合早報》[i]十五日報道，最新一期的《福布斯》[ii]發表的2007年最新數據顯示，新加坡的稅負痛苦指數是七十九點五，是全球稅負最低地區的第五位，全球指數最低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指數是十八、亞洲指數最低的香港是四十三點五，中國繼續是亞洲經濟體中稅務最重的國家，全球排名第三，稅負痛苦指數是一百五十二，第一和第二分別是法國和比利時，稅負痛苦指數是一百六十六點八和一百五十六點四。《福布斯》同時在報告中指出，中國2007的表現有明顯改善，它展開的稅務改革計劃，使稅負痛苦指數下降了八點，在全球排名從第二位退到第三位。需要說明的是，《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從這則報道中，我們發現的幾個重點信息是：

　　1、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在2006年排名世界第二、2007年排名世界第三;

　　2、2007年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數值達到152點，與最低的阿聯酋18相比，相差巨大，與香港43，5相比也是遙遠。

　　針對《福布斯》的排名，以國家稅務總局為代表的反對意見主要有：

　　1、國家稅務總局計統司司長舒啟明表示，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仍屬較低水平，中國2006年宏觀稅負為18％。舒啟明說，總體來看，不論是否包含社會保障稅，中國宏觀稅負與國際水平相比都屬于較低水平，不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大大低于大部分工業國家，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20％。工業化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比中國同期宏觀稅負水平高出一倍多。發展中國家包含社會保障稅的宏觀稅負，也比中國2005年的宏觀稅負水平高出6至9個百分點。統計顯示，2006年，全國未扣減出口退稅的稅收收入為37636億元，較上年增長21.9％，增收6770億元。據此計算，我國去年宏觀稅負為18％，比2005年小漲0.5個百分點，但仍低于發展中國家3個百分點左右，比發達國家低約12個百分點。

　　2、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則表示：“從稅收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宏觀稅負在發展中國家中算是偏低的。”

　　3、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國家之間缺乏可比性，中國目前的消費稅和歐美國家不一樣，“我們是特種消費稅，而歐美是普遍的消費稅，稅種也和我們不同。例如，財富稅在中國沒有，而增值稅在他們國家沒有，所以這樣比較的可信程度大大減弱。”

　　4、稅務專家指出，《福布斯》排行榜的指標體系不是國際公認的客觀指標。即使一個國家的稅負沉重，也不能說明這個國家的納稅人極度“痛苦”，因為社會福利的好壞才直接決定納稅人的滿意度。例如，稅負較重的北歐國家，雖然納稅人的稅負超過了50％，但是看病免費、老有所養的社會高福利，依然讓北歐人的滿意度很高。

　　二、中國稅負痛苦指數被低估

　　究竟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是如《福布斯》排名那樣的，還是如稅務總局及代表其利益的專家所言的“中國稅負不高，反而低？”

　　本文認為中國稅負痛苦指數不僅高，而且《福布斯》還低估了中國的稅負，因為中國有著各種各樣的變形的稅負，這些變形的稅負大多以中國特有的“費”的形式表現出來。

　　所以，如果沒有調查過中國的“費”，以及分析過中國“費”對稅負的影響的話，所有的評論與分析都是無法讓人信服的。

　　于是，國家稅務總局計統司司長舒啟明就有了中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仍屬較低水平的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他所考慮的都只是明帳上的稅，他說的中國2006年宏觀稅負為18％，含社保基金的宏觀稅負2005年為20％都沒有實際的分析到各種收費在中國的現實。#p#分頁標題#e#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的GDP比較法顯然也是一樣的估計方法，無法認同。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及其他稅務專家所說的因評價標準不一而沒有可比性倒是真實的，但是他們以為沒有可比性就說明中國的稅負痛苦低是不切實際的。正如他們自己所舉例一樣，即使一個國家的稅負沉重，也不能說明這個國家的納稅人極度“痛苦”，因為社會福利的好壞才直接決定納稅人的滿意度，例如，稅負較重的北歐國家，雖然納稅人的稅負超過了50％，但是看病免費、老有所養的社會高福利，依然讓北歐人的滿意度很高。本文所要主張的是，即使中國稅負數據上看起來低，20%，但是，其他各種靠稅收支付的公共服務在中國是告私人自己繳費來維持的，這難道不就是隱形的稅嗎？

　　中央政府近期屢次嚴令各部門如實申報非稅收入，重申改革非稅收入體系的決心，這顯然是基于非稅收入泛濫和無序的沉痛現實。非稅收入的泛濫和無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其實無須過多舉證，相信多數人都有切身體會。小如辦結婚證，大如孩子上學，幾乎每享受一次公共服務，我們的腰包都要或多或少地縮一次水。公共服務收費化、高價化，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這當然沒有道理。我們已經納過稅，而納稅的本質，就是預支公共服務的成本，就是定制基本的公共服務。這種情況下，政府向我們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務，就應該屬于免費的。但是結果卻是嚴重相反。

　　三、根源及稅法上的對策

　　為什么我們繳納了這么多的稅，卻沒有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反而要我們自己支付服務費用，而且越來越高呢？

　　在中國，這是一個多方面多原因的問題，本文僅從稅法的角度談談看法:

　　1、稅收用途不明示，稅收因腐敗等原因浪費嚴重，導致投入公共服務的已嚴重不足

　　中國至今為止都未有明示稅收使用的制度，這樣也就實際上剝奪了公眾對自己所納稅收的知情權。如果稅收使用受不到公眾的監督，也受不到法律責任的監督，單純靠所謂的政府內部監督已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并且還可能有同流合污的危險。

　　在這樣的情況下，腐敗是絕對的，我國每年因腐敗造成的損失至少有數千億元，其中稅收流失性腐敗，是腐敗造成經濟損失的主要形式之一。

　　2、稅收用途不規范，導致大量稅收被用于非公共性項目

　　我們來通過2004年的情況看看我們的稅收到底都去了哪里，以下來源于國家統計局2004年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鑒》。

　　國家財政收支總額：2003年，國家財政收入為21715.25億元，財政支出為24649.95億元，收支差額-2934.70億元。國家財政按功能性質分類的支出：2003年，經濟建設費7410.87億元，社會文教費6469.37億元，國防費1907.87億元，行政管理費4691.26億元，其他支出4170.58億元。在這些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醫療衛生四類項目。而其他的財政支出呢？

　　[1]公款吃喝一年2000億

　　據報載，全國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億元以上，相當于吃掉一個三峽工程。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人們不禁要問：有多少公款經得起吃喝？有記者在基層采訪時，發現這樣一種怪現象：越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招待越是豐盛；越是窮的地方，吃喝風越是厲害，干部也越是講排場。更不用說一些人借職務消費之名，混水摸魚，明目張膽地撈取個人好處。即使一些看起來正當的職務消費，也講排場、比闊氣，大肆鋪張浪費。

　　[2]公車支出一年3000億

　　一個驚人的數字，每年公車消費3000億人民幣，占財政收入的13%，全國13億人年均負擔230多元。公車改革曠日持久，舉步維艱。“兩會”上代表、委員對此事各抒已見。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說，目前公車制度存在的弊端有目共睹，影響改革的進程和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公車改革影響最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主要是領導階層，因此公車改革的阻力也特別大。”公車改革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的領導階層，這個原因找得準，但更令人擔憂。#p#分頁標題#e#

　　[3]公費出國考察一年2000億

　　2004年黨政干部出國支出應該是20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與某媒體“去年大陸官方出國考察共花費了2000億元人民幣”的報道是一致的。用于公費出國培訓、學習、考察，甚至游玩、娛樂一年花去2000億元人民幣，這簡直就是天文數字，相當于每位公民為出國干部負擔160元費用(按13億人口計算)。這2000億元人民幣在出國之前要兌換成外匯。

　　3、公共服務行政無服務者意識，把稅收支持的公共服務當作部門或利益集團發財的手段

　　這是人們經常碰到的現象，本來的公共服務項目，在行政人員手里大量變質，變成了不僅需要收費，而且需要“送禮”的項目，人們本來繳稅建立的服務提供者，現在變成“三要”服務：需要繳稅，還要繳費，還要“送禮”。當然，這更主要的原因是行政服務意識與官員作風問題，但是它加重了人們的負擔，而這些負擔本來應該包括在稅負之中的。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必須要在稅法上有所作為，我們應該如何采取針對性的立法措施呢？傳統稅法學和中國現行稅法體制都總在強調征稅的法律問題，卻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稅法的核心。以日本著名稅法學家、“現代稅法學”的創始人北野弘久為代表，提出了現代稅收的新概念。他認為，應該從稅收征收和稅收使用相統一的一元性立場來認識租稅的概念[iii]。

　　國家向國民征稅，主要是為了解決國家向國民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來源。所謂公共產品，是指某一消費者對某種物品的消費不會降低其他消費者對該物品的消費水平的物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市場價格機制不可能使公共產品得以提供。要解決公共產品的供應問題，必然要求有一個部門來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并要求能取得相應的資金以補償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政府就是作為這樣一個提供公共產品的公共部門而出現的，稅收則是政府為了補償公共產品成本而向公共產品的消費者收取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價格”，這種“價格”不是由消費者自愿支付，而是由政府強制征收。[iv]

　　可見，稅收性質是為了補償公共產品的成本，那么征稅就只能是為了公共產品，其使用應該決定如何征稅，征多少稅。使用這一環沒有規范好，那么征稅的一環不可能規范好，受難的只能是這廣大的納稅人，所以就會出現上述三方面的惡毒情形。把立法重點放在稅收使用的規范與監督上來是必然的，也是最有效的。面對上面的問題，本文提出：

　　1、建立與完善稅收使用公示說明制度

　　稅收使用公示，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也有利于讓政府在陽光下，避免腐敗，為了防止公示走向形式化，應該規定公示最低程度。有很多人們會對稅收使用中的有關事項不理解，那么應該在應納稅人請求之下進行說明，這應該設計成一種強制說明義務。

　　2、建立稅收用途聽證制度

　　稅收亂用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一大桎梏，也成為公眾福利發展的重大障礙，為了讓稅收能用到其應該存在的位置上，我們應該在程序上嚴格規范稅收用途的討論通過，不僅如此，應該把稅收使用進行聽證討論，廣泛吸收大眾意見。

　　3、清理費用廣泛存在的現象，嚴厲懲罰稅收違法行為

　　中國的法律問題，80%以上是執法問題。法外有法，有法不依過于普遍化，這不僅讓守法的人寒心，而且助長違法者的氣勢。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一種到處違法的環境不可能形成一種法治環境，也就不可能形成公眾特有的納稅人意識與政府的服務人意識。所以，在稅收上，清理胡亂的稅外收費，嚴厲懲罰稅收違法行為至關重要。 (申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