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稱被查證感覺受辱

　　8月29日，從外地回到湖北省武漢市的馮先生在火車站被警察攔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證進行查驗。馮先生認為，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警方應該在法律許可范圍內才能對公民作出查驗身份證的行為。

　　馮先生對記者說，警方在車站設立檢查窗口，目的是為了追逃犯，幾乎所有的壯年男子都屬于查驗范圍。“眾目睽睽之下，我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

　　記者調查發現，有過類似馮先生這樣遭遇的人不在少數。

　　不久前，南下廣州參加“第五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頒獎典禮”的演員葛優，在準備乘火車離開廣州時，也受到了同樣的“禮遇”。火車站一位中年警察攔住他，神情嚴肅地要求檢查葛優的身份證，檢查的理由便是“追查逃犯”。葛優非常配合地從行李箱中取出身份證交給警察，警察在查明確是葛優后對他表示歉意。事后，葛優表示：“人家是在執行公務，我只能配合他的工作。”

　　記者調查發現，在如何看待查驗身份證上，公眾觀點并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鼓勵警察主動查證，沒做壞事的人身正不怕影子斜，而對那些違法者則是一種震懾。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警察抱著“寧可錯查三千，不能放走一個”的心理大面積查驗身份證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北京某房地產公司職員翟郡說：“只查驗身份證也查不出什么實質問題，如果僅憑這個就采取強制措施，那警察的權力也太大了。”

　　警察查證遭遇兩難

　　“其實，按照法律規定，這種大面積查驗身份證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一位老警察對記者說。

　　據他介紹，2004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居民身份證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出示執法證件，可以查驗居民身份證。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實施現場管制時，需要查明有關人員身份的；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時，需要查明現場有關人員身份的；法律規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也就是說，在這4種情形之外，警察無權隨意查證。”

　　但他同時認為，目前這種在火車站大面積查驗的做法“非常有效”。他說，檢查身份證，也是為了保護群眾的安全。“哪個人愿意和逃犯坐在同一列火車上？一旦火車上出了事，挨罵的是警察。警察沒有‘火眼金睛’，無法做到在人群中找逃犯一找一個準。連檢查身份證的權力都得不到，這種執法環境對警察確有不利。”

　　記者從武漢市公安局了解到，由于乘坐民航班機需要用身份證購票，而且安檢嚴格；公路關卡眾多，速度較慢，因此便捷的鐵路往往成為逃犯首選的逃逸方式。鐵路公安部門在各站點開展了身份證查驗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據了解，僅漢口火車站半年就抓獲各類逃犯八十余名。

　　有人建議應擴大警察查證權

　　在今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曾有人大代表對居民身份證法第十五條提出質疑，并提出議案要求修改這一規定。

　　據提出這一議案的來自上海市的全國人大代表陳旭講，他的議案的核心觀點是：身份證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不會侵權。

　　陳旭認為，居民身份證法第十五條規定，警察查驗身份證必須符合4條規定，其中最寬泛的一條是要有違法犯罪嫌疑。這條法律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存在問題。“身份證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它是實現社會管理的一種工具，也是老百姓辦事的一種身份證明。”陳旭說，法律要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但也不能隨便擴大公民的基本權利。

　　他建議，立法不能忽視國情，中國正處于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流動大，犯罪率持續高升。警察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職責，限制過多會束縛他們的手腳，使其比較消極地對待社會管理。“只要警察在執法公務中，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查，不應該有限制。”

　　立法目的是保護公民權利

　　和陳旭的觀點相反，一些法律專家認為，之所以不賦予警察隨意查驗居民身份證的權力，是為了預防警察濫用職權。#p#分頁標題#e#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隨意的查驗權干擾了公民的正常生活。“我們看到警察查驗權力的同時，應當預計到權力可能會被濫用。”

　　喬新生認為，立法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公民權利，而不是增加警察權力。雖然現在有了各種各樣保護公民人權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規的實施還有賴于一支尊重人權的執法隊伍，否則人權的規定無法落到實處。就拿查驗身份證來說，如果不嚴格依法辦事，每一個男子都會成為“形跡可疑或被指控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都可能成為“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人”。即使查驗身份證有必要，也要考慮到公民的感受。

　　北京大學行政法學教授湛中樂認為，如果擴張警察權力將是立法理念的倒退。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行政立法已經有了進步，改進了過去以管制為主的立法理念，轉變為限制無限擴張的行政權力，從而保護公民權利。(周剛??胡新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