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缺席委員名單或成全國政協常設制度，廣東省政協會議實行刷卡制，新疆一區級政協打分考核委員全年“業績”

　　3月13日，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閉幕。

　　“應出席委員2280人，今天實到人數2094人。”

　　在閉幕式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宣布，符合法定人數。

　　在此10天前的開幕式上，據新華社3月4日報道，到會人數為2154人。

　　兩個數字相差60.而根據3月13日《華西都市報》報道，大會秘書處3月11日印發的《出席情況簡報》第四期稱，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應出席委員2280人，實到1892人，缺席388人，其中有168人未請假。

　　部分委員缺席一事，在坊間引起強烈關注。

　　“這說明人們對政協寄予厚望。”3月14日，全國政協研究室助理巡視員郭庶增說，人們希望這些委員更好地履行職責，這也和中央及全國政協對政協工作的加強有關。

　　2月8日，中共中央出臺五號文件——《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在六個組成部分中用四個章節來闡述如何搞好政協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和政協的自身建設情況。

　　“在團結各種力量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進程當中，政協的作用正在逐步加大。”郭庶增說。

　　在全國政協之外，廣東和新疆等地，已醞釀和出臺專門規章制度，規范政協委員履職行為。其中，包括省和區一級政協。

　　五號文件

　　“這是第一次以執政黨文件形式，對人民政協運作做出詳盡的規范。”

　　“對外公布未請假委員，可能成為全國政協一項制度予以保留。”3月14日，全國政協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本次為首次嘗試。

　　而這一嘗試，也使得政協委員如何更好履行職責來參政議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實際上，在本次全國政協四次會議召開前兩天，新華社授權刊播了中央五號文件，這份出臺于2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強調，“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

　　“這是第一次以執政黨文件形式，對人民政協運作做出詳盡的規范。”3月14日，全國政協研究室助理巡視員郭庶增對記者表示，這將成為新時期指導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此前，除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政協沒有其他管理考核委員的辦法和規章制度，委員們的工作全靠自覺。

　　1995年，中共中央批轉《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此被認為第一份闡述政協運作及地位的文本，但也僅為全國政協黨組的內部文件，其效力與五號文件可謂相去甚遠。

　　3月3日，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開幕式上，賈慶林提及一個細節是，2005年是批轉《規定》十周年，為此，全國政協組織地市級以上政協對實施情況全面檢查總結，多位副主席赴各地調研、聽取意見。

　　“深入調查研究，開展咨詢論證，提出意見建議。”賈慶林稱之為人民政協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在去年一年，各專門委員會共組織專題調研75項，提出專項建議和調研報告46份。

　　盡管此次有委員缺席會議，但今年建言數量、質量較往年有所提高。

　　一組數據是，在2041名政協委員參與提出的5030份提案中，共有4898件立案，選題多系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諸如新農村建設、自主創新、非公經濟、資源節約、住房、醫療衛生改革等。

　　而2005年共提交提案4660件，立案4496件；2004年共收到提案4312件。

　　從參與提案的委員數量和比例來看，今年也有提高，89.52%的委員參與提案，2004年為1907人，占委員總數的85.6％。

　　廣東規范委員行為

　　委員在參加大會時，應用委員證刷卡簽到，并領取座位票入場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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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號文件公布后，各地黨和政府肯定會加強對政協的重視，協商的問題會更廣泛，更加深入，不是黨委書記或者地方政府愿不愿意的問題，而是中央做出的制度安排，必須廣泛協商。”統戰部副部長朱維權在本次政協會議期間表示。

　　實際上，在地方上，已經從嚴格會議制度作出相關舉措。

　　今年1月份，廣東省政協九屆13次常委會討論通過28名省政協委員辭職，其中4人因缺席會議被取消委員資格。

　　一項強制性的規定在其后2月21日召開的廣東省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被實行：委員在參加大會時，應用委員證刷卡簽到，并領取座位票入場對號入座。

　　如有特殊情況，請假半天的，書面報組長批準；請假一天和一天以上的，由組長簽署意見，經會議秘書處領導批準。

　　祁海，廣東省政協委員，4年間提交24份提案。針對廣東政協委員被撤銷資格一事，他專門提交提案，建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候選人舉薦制度要改革”。

　　“治標不如治本。”3月14日，他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作為一名政協委員連正常開會都做不到，怎能參政議政？他建議應該建立嚴格考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候選人參政議政能力的準入制度。

　　來源于廣東省政協的一組數據表明，從該省政協九屆三次會議到今年四次會議的一年間，共收到提案662件，立案553件，而該省政協委員共計970人。

　　“到會總比不來好。”除了在參會方面做出規定，祁海認為應該對委員建立相應考核機制，可包括提案、調研等多項綜合指標。

　　目前，廣東省人大、政協做出的嘗試是，推出系列獎懲措施，比如評選優秀議案、提案。但在祁海看來，還不能從根本上打破“干好干不好一個樣”的“大鍋飯”現狀。

　　廣東省政協正醞釀嘗試從制度上加強委員管理的規定。計劃今年年內出臺《政協廣東省委員會關于進一步規范省政協委員參加會議活動的規定》。

　　據其初步意見，省政協委員2次不參加全體委員大會、常委2次不參加常委會議，將撤銷其常委、委員職務。

　　新疆天山試驗

　　天山區政協將全體委員的全年活動情況進行考核，總分低于50者將“勸其辭退委員職務”。

　　新疆烏魯木齊市天山區政協則更先行一步。

　　“討論得很激烈啊！不過總算通過了。”3月14日下午，在與記者的通話中，烏市天山區政協主席王風林語速平緩，略帶疲憊。

　　就在14日當天，區政協通過了一項針對政協委員的考核辦法。

　　《關于建立委員會履職考核機制的實施意見》的傳真件顯示，天山區政協將全體委員的全年活動情況以分數的形式加以考核，滿分100分，總分低于50者便是不合格委員，將“勸其辭退委員職務”。

　　具體而言，委員全年活動7次，每次10分；常委活動11次，每次6.4分；每年提一次提案15分，每條社情民意15分。其中，也包括對于表現積極委員的獎勵，如獨立多提一條提案獎勵5分，提一條適合本區域經濟發展的合理化建議獎勵5分等。

　　此前2月7日，天山區政協剛剛辭退6名不合格、不能履職的政協委員，同時對因出國等原因考核不合格的14名委員提出警告。

　　“開常委會，來的人數不過半，連個決議都無法形成。”王風林介紹，開會積極性差的委員提案數量也少，質量也不高。

　　在王風林看來，政協委員履職積極性不高的一個原因，就是得到這個榮譽太容易了——委員都是按照界別推選出來的。

　　“不少人只在乎這個榮譽而忽視了責任”，這促使王風林提出考核政協委員的想法，而辭退不能履職的政協委員，天山區率先在全國吃了“螃蟹”。

　　“核心是建立委員履職考核機制，對委員的履職行為實行量化考核。”王風林介紹說，對政協委員的考核依據，來自一年前制定的一套考核方案。

　　2005年年初，經全委會討論通過，天山區政協制定了《政協工作規則》、《政協委員管理辦法》、《政協規章制度》3大塊共33條詳細的工作管理規范。#p#分頁標題#e#

　　天山區政協提供的資料顯示，到今年初，委員們的提案質量明顯提高，立案提案數量比上年多了61件，會議和活動的整體參與率由過去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

　　同樣在重慶開縣，也在2004年底，出臺了《加強政協委員管理的試行辦法》，針對政協委員，從考核、獎懲、撤銷職務、辭職等做了規定。

　　而為了讓委員“練內功”，還建立政協委員學習日制度，每年5月和10月的15日為政協委員學習日。

　　完善“三化”建設

　　賈慶林面對2000余名政協委員指出，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加強人民政協組織的自身建設等。

　　“進一步完善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3月3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面對2000余名政協委員指出，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加強人民政協組織的自身建設等。

　　在此方面，全國政協希望通過培訓、學習提高政協委員自身素質和履行職責的能力。

　　賈慶林在開幕式中作報告指出，從去年開始，組織全體政協委員輪流集中學習，并先后舉辦了兩期全國政協委員學習研討班，209名全國政協委員參加了學習研討。

　　對于今年的學習目標，賈慶林給出的設想是，讓每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本屆任期內，都參加一次集中學習。

　　除此之外，賈慶林指出，要努力探索履行職能的新形式，包括舉辦專題協商會、專題調研等。

　　“政協近年發揮最大的一項作用是調研課題，很多課題都是統戰部直接安排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君分析。

　　在去年一年，全國政協多項調研建議受到中央和國務院重視，包括在首鋼遷建和曹妃甸工業區項目應建成循環經濟模式的建議；關于辟建大窯灣保稅港區，把大連建成東北亞重要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議等。

　　另一方面，每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通過各種形式在組織委員參政議政、行使民主監督權，會議期間組織多次提案辦理協商會，邀請相關部委參加。

　　實際上，對于自身的改革，近年來全國政協也是動作不斷。

　　3月13日，全國政協辦公廳研究室主任卞晉平向記者介紹，全國政協在8屆會議之后，就已經效仿全國人大，成立了包括提案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八個調研委員會，其下又分為若干的小組，專事調研工作。

　　2005年2月，全國政協通過了其首個較為完善的內部操守規章，內容涵蓋政協全國委員會工作規則等6個大方面，嘗試從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上對其自身進行不斷完善。本報記者 劉炳路 劉偉 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申劍麗 秦文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