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先履行抗辯權屬一時的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僅阻卻合同履行效力的發生，并不產生消滅合同的法律效果。當產生先履行抗辯權的原因消失后，當事人應當履行合同。合同解除，則消滅合同的履行效力。在符合法定條件時，當事人一方可以徑直通知對方解除合同，當事人雙方也可以以合意的方式解除合同。先履行抗辯權純粹是單方行為，這種權利的行使，在符合法定條件時，依一方的意思已足，不必借助對方的行為和意思表示。

第二，先履行抗辯權的產生原因，是一方當事人先期違約，合同法定解除權的產生原因，是一方先期違約或發生不可抗力以至合同履行不必要或不可能，沒有法定理由，當事人也可協商解除合同。先履行抗辯權屬于負后履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合同解除權如因違約發生，屬被違約人(被違約人一般屬后履行義務人)，如因不可抗力發生，則屬直接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當事人。就違約而言，因違約導致合同履行不必要或不可能，則被違約人只能采用解除合同的救濟方法，一方當事人違約，但合同履行尚有必要和可能，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辯權，中止履行合同義務，等待對方的履行。

第三，在兩種權利可以選擇行使的場合，行使先履行抗辯權可以節約合同成本，保證當事人的履行利益。如依照經濟合同法第26條的規定，一方屆期未履行合同時，另一方有權通知對方解除合同。事實上，對所有屆期未履行的合同，不能都適用解除的方法，因為解除合同未必符合被違約人的最大利益，而行使先履行抗辯權，往往能使被違約人履約，最終實現合同目的。先履行抗辯權與合同解除權也可分兩步行使，當行使先履行抗辯權后，對方仍未履行，可再行使合同解除權，并要求違約方承擔財產責任。

與同時履行抗辯區別

先履行抗辯權易與同時履行抗辯權相混淆。在論述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有的學者在嚴格意義仁理解“同時履行”。嚴格意義上的“同時履行”，是指合同沒有約定，法律也沒有規定哪一方當事人應先履行合同義務時，雙方當事人應當同時履行合同義務。多數學者在研究同時履行抗辯權時，所稱同時履行，除包括嚴格意義上的同時履行之外，還包括一方先履行，一方后履行，但履行期均已屆至的情況。對同時履行作擴一大解釋的基礎上產生的抗辯權，稱為擴張意義上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在“擴張”的基礎上研究同時履行抗辯權，受有關立法例的影響。《德國民法典》第320條〔契約不履行的抗辯〕中規定：因雙務契約而負擔債務者，在他方未為對待給付之前，得拒絕自己的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的義務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533條〔同時履行抗辯權〕規定：雙務契約當事人的一方，于相對人履行債務前，可以拒絕履行自己的債務。但是，相對人的債務不在清償期時，不在此限。從上述規定看，同時履行抗辯權實際上可產生于兩種情況：其一，雙方當事人負同時履行義務，一方未為對待給付之前，另一方得拒絕履行自己的給付。其二，一方有先為給付的義務而未為給付之前，另一方得拒絕履行自己的給付。這兩種情況都可以產生履行抗辯權，前者是最本質意義上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后者雖被學者納入同時履行抗辯權的研究范圍，但與同時履行抗辯的作用、適用規則、效果等已相去甚遠。囿于德、日兩國的規定研究同時履行抗辯權，對同時履行作擴張解釋，則偏離了同時履行的本質意義，且概念模糊，使人難以把握要領。筆者的基本思路是將第二種情況，即一方先履行、一方后履行的抗辯在先履行抗辯的題目下研究，將同時履行抗辯權與先履行抗辯權相區分。

與不安抗辯權區別

既然先履行抗辯權屬于負在后履行義務一方享有的抗辯權，這就使其與不安抗辯權有了明顯區別。不安抗辯權是負在先履行義務的一方享有的抗辯權，當預期的回報有不能實現的危險時，產生不安抗辯權。在行使不安抗辯權時，并不要求對方履行義務期限屆至，而只要求行使不安抗辯權一方履行期屆至。如果負在先履行義務的一方履行期末屆至，不產生不安抗辯權，因履行期末屆至，他只能暫停履行的準備，而無從停止履行。先履行抗辯權的產生和行使，須雙方履行期均已屆至，但必須一方履行期在前，一方履行期在后。在先一方未屆履行期，另一方無權要求其履行，先履行抗辯權無產生的必要，在后履行的一方未屆履行期，履行效力尚處于凍結狀態，也無產生先履行抗辯權的基礎。

不安抗辯權產生的實體條件是對方有不能為對待給付的危險，使自己的交換目的不能實現。在對方履行期屆至以前，這種危險只是一種現實的危險，而不是一種現實。若等現實的危險轉化為現實，則已無抗辯的機會和必要了。先履行抗辯權是對方的違約已成為現實。若在先履行的一方按合同的約定履行，則在后履行的一無從產生先履行抗辯權，如果其不依約履行，則構成違約行為。

創立先履行抗辯權的概念，則更加完善了履行抗辯制度。三種抗辯權同時存在，即負先履行義務者有不安抗辯權，負同時履行義務者有同時履行抗辯權，負后履行義務者有先履行抗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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