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權的除斥期間有什么規定

新的《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合同法》及其相關解釋有效時期為2020年12年31日止，屆時與《民法典》相沖突的條款失效，由新的司法解釋頒布替換。

《民法典》（2021.1.1生效）

第五百六十二條 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發生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五百六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屆滿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

(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

(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續履行的債務為內容的不定期合同，當事人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但是應當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對方。

第五百六十四條 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期限屆滿當事人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自解除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內不行使，或者經對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不行使的，該權利消滅。

第五百六十五條 當事人一方依法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通知載明債務人在一定期限內不履行債務則合同自動解除，債務人在該期限內未履行債務的，合同自通知載明的期限屆滿時解除。對方對解除合同有異議的，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行為的效力。

當事人一方未通知對方，直接以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張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該主張的，合同自起訴狀副本或者仲裁申請書副本送達對方時解除。

第五百六十六條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履行的，根據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請求恢復原狀或者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并有權請求賠償損失。

合同因違約解除的，解除權人可以請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后，擔保人對債務人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仍應當承擔擔保責任，但是擔保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五百六十七條 合同的權利義務關系終止，不影響合同中結算和清理條款的效力。

一、"解除權產生之日"的認定標準權利的行使不能毫無限制，是民法上的一個基本認識。

權利行使應當有一定期限的限制，是這一認識的體現之一。由于合同解除權的性質屬于形成權，而請求合同當事人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屬于請求權，二者在性質上不同，因此，在權利行使的期限規定上也應有所不同。一般認為，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而形成權則適用除斥期間的規定。民法通則及其他法律對請求權時效的規定相對較多，而對解除權的除斥期間則沒有規定。合同法對于解除權的行使期間同樣也沒有強制規定，而是委之于當事人自己的約定，或者由當事人經過催告來確定(合同法第九十一、第九十四條)。這種規定雖然充分顧及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對于催告后解除權的除斥期間，以及當事人沒有約定解除權行使期限時解除權的除斥期間，應當如何確定，還是沒有規定。這些立法上存在的不圓滿之處，顯然構成法律漏洞，應進行必要的漏洞補充，以保證法律體系的圓滿性。

那么，這些法律漏洞應當如何補充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的規定，實際上部分彌補了這一立法漏洞。該條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出賣人遲延交付房屋或者買受人遲延支付購房款，經催告后在三個月的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一方請求解除合同的，應予支持，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第1款)"法律沒有規定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經對方當事人催告后，解除權行使的合理期限為三個月。對方當事人沒有催告的，解除權應當在解除權發生之日起一年內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權消滅。"(第2款)

實踐中，對于解釋第十五條第2款后半段規定的一年除斥期間，其起算點"解除權發生之日"應如何確定有不同理解。之所以會產生這個問題，是因為合同無論是約定解除還是法定解除，只要不是約定或者法定的情況一經發生，合同就當然立即解除(如協議解除)，就會存在合同解除原因產生和解除行為生效之間的時間差。比如，一方當事人遲延履行合同的主要債務，對方就可以催告其履行，并在催告期過后相對方仍未履行時解除合同。那么，這里的"解除權發生之日"是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之時，還是催告履行期過后呢?這是兩種觀點。如果是以相對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時為準，則此時因解除權人尚未履行法定的催告義務，解除權的行使是否會因條件還沒有具備，而被認為是尚未發生呢?如果是以催告期過后為準，解除權要產生，就必須先經過催告程序，否則，就不能說解除權已經產生。則假設解除權人自相對方遲延履行2年以后，合同履行請求權已經因超過訴訟時效而失去強制力時，才催告相對方繼續履行，并待催告履行期過后對方仍未履行時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否還可以呢?

應以合同解除事由發生之日作為解除權產生之日，即第一種觀點更為正確。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合同解除權的產生并不一定就等于解除權生效。合同解除權的產生可以基于當事人的約定，也可以基于合同法的規定，如一方當事人根本違約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約定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等。但此時合同解除權的行使，還不能當然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還要經過通知對方等程序，才能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通知以及催告違約方繼續履行等，實際上可以說是解除權發生效力的條件，也可以說是解除權產生與解除權生效之間的橋梁。因此，第二種觀點實際上就是將二者混為一談了。如果按照第二種觀點，合同解除權只有在發生效力以后才產生，而解除權生效的直接后果就是合同關系消滅，一旦合同消滅，就是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等涉及到請求權的問題，而請求權是不適用考慮除斥期間的。

第二，為合同解除權設定除斥期間的立法本意，就是為了督促解除權人及時表明是否行使解除權的態度，從而使合同雙方處于不穩定狀態的關系確定下來，即要么解除合同，要么使合同繼續有效。如果以第二種觀點的看法為準，則解除權人在明知存在解除事由后，只要不通知對方解除合同或者催告對方趕快履行，就可以使自己的權利永遠不會消滅，而將對方始終置于不穩定狀態之中，也使除斥期間的設置喪失其意義。

第三，以第二種觀點的看法為準，就會出現如前面所舉的例子一樣，違約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過2年的訴訟時效，已經可以不再承擔違約責任或者履行合同義務，而守約方竟可以以解除合同的方式，要求其返還財產或者賠償損失，以至于在實際上使訴訟時效制度也失去作用。反之，如果以出現產生解除權事由時作為解除權產生的起算點，則解除權的除斥期間為1年，而履行或者違約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是2年，除斥期間永遠也不會超過訴訟時效，二者之間也不會產生矛盾。因此，即使退一步，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也應當以第一種觀點為準，以避免法律體系內的沖突。

除這兩種觀點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在債務人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的情況下，解除權應當自解除權人履行催告義務之日才能起算，即解除權應當自催告時產生。對此，也不恰當。因為：

第一，催告行為的行使在實際上會發生形成權一樣的效力，催告人只要向相對方發出催告的意思表示，即當然發生催告的法律后果。因此，其行使應當有一定的權利基礎，而不能憑空產生。當催告的后果是促使解除權發生效力的條件逐漸具備時，其合理的權利基礎只能是解除權。也就是說，催告行為是依據已經產生的解除權而行使的，否則，這種要發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催告行為就沒有合法的基礎。

第二，如果從催告之日起計算一年的除斥期間，就會出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與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即解除權人給予對方的繼續履行期限超過一年時，該繼續履行期限是否還有效?如果有效，就意味著除斥期間的規定失效；如果無效，就意味著解除權人不能給遲延履行一方更長的繼續履行期限。但這種強制性否定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又明顯缺乏法理基礎。因為當事人連自己的權利都可以自由放棄，為什么卻不能允許對方再遲延一段時間履行債務呢?由于存在前面例舉的這幾點難以圓滿解釋的問題，所以，即使存在這種解釋的可能性，也不如采納以導致解除權發生的事由產生之日為解除權產生之日的觀點更為恰當合理。

當然，如果僅僅是從導致解除權產生事由發生之日的事實，來確定"解除權產生之日"，也會存在不恰當之處。若解除權人確實不知道相對方存在違約事由等情況的，這樣確定就不夠公平。因此，"解除權產生之日"固然要以"導致解除權產生的事由發生之日"起算，但還應當是在"解除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事由發生"的前提之下起算。

二、一年除斥期間與相對方催告后三個月除斥期間的沖突與協調。

此外，還有人認為，這里所稱的權利行使的除斥期間，是有條件的除斥期間，并不是解除權消滅的絕對期間。例如，相對方在解除權發生之日起1年內催告，如在第11個月催告解除權人行使解除權的，則解除權行使的期限向后再推3個月，成為14個月。這種"有條件的除斥期間"的看法值得商榷。實際上，一年的除斥期間不會也不應該因為三個月除斥期間的起算而有所改變，而是應該繼續計算。首先，除斥期間是不變期間，它的期限是不能變更的，即使存在不可抗力也同樣如此，不存在既是除斥期間又允許延長的可能。其次，這兩種除斥期間在計算上各自獨立，不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這兩種除斥期間的限制，實際上是對解除權人的雙重限制：一方面，他的解除權會因相對方催告后經三個月期間不行使而消滅；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相對方的催告，他的解除權也會因為一年除斥期間的經過而消滅。這兩個限制中的任何一個發生作用，就足以使解除權人的解除權消滅。因此，對于前面的例子來說，即使開始起算三個月的除斥期間，則在一個月后，解除權也會因一年的除斥期間已經完成而消滅，從而沒有繼續計算下去的必要了。如果依照前述觀點所稱的那樣，適用出于限制解除權人目的而作出的規定，相對方依據本規定催告解除權人及時行使權利的結果，竟是放寬了對解除權人行使權利的限制，豈不是違背了立法的本來目的嗎?因此，這種顯然違背立法本意的解釋是不可取的。

三、其他情形類推適用本司法解釋規定的解除權除斥期間的可能性。

對于形成權行使的除斥期間，法律一般不作統一的規定，而是針對各個形成權分別作出規定。例如，針對欺詐、脅迫訂立的合同，被欺詐、脅迫方行使合同撤銷權的除斥期間就是半年。那么，對于民法通則以及合同法都沒有明確的合同解除權的除斥期間，是否可以類推適用本司法解釋規定的三個月以及一年的除斥期間呢?筆者認為，除斥期間的規定雖然原則上說是應該由法律來直接規定的，不能隨意擴大解釋，但是，解除權作為形成權本身確實應該有一個明確的除斥期間規定；同時，商品房買賣合同與其他買賣合同也僅在標的物的形態上有所差別，在法律性質上并沒有多少差別，類推適用應當也是可以的。而對于其他類型的合同來說，雖然在合同的權利義務上會與買賣合同有所不同，會使人產生是否能夠類推適用上的顧慮，但實際上各國立法對于除斥期間的規定，多數是在總則部分出現的，而不是針對某類合同規定的，其目的就是要使這種規定能夠得到一體適用。在我國實際上也應當是如此，即合同解除權除斥期間的規定，應當是對所有類型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如果僅僅適用于買賣合同，而不能適用于租賃、借貸、承攬等合同，只會在不同合同類型之間造成"歧視"或者說"差別待遇"，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筆者認為，本司法解釋確定的合同解除權的除斥期間規定，可以類推適用于所有合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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