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曲力秋

　　李稻葵稱提高內需改變城市化方式是治病良方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日前指出，目前中國經濟與上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處，要警惕中國經濟過早地進入“日本病”的怪圈。

　　“日本病”的病理已經埋下

　　李稻葵說，從中長期的角度看，中國宏觀經濟的根本問題，一是國內消費疲軟，消費占GDP的比重太低，儲蓄太高，這是因為我們整個經濟的總體需求不夠，長期以來一直是依賴高速增長的出口以及貿易順差來支撐我們宏觀經濟的增長，二是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太高。

　　李稻葵說，這“兩高”所帶來的后果，是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很具影響力的經濟體出現了彼此對稱的經濟上的缺陷，“就像是兩個瘸子在跳舞一樣，非常笨拙，彼此都被拖住”。

　　最近在美國召開的一次國際性會議上，與會的專家對近期全球十大金融風險做了投票預測，結果發現排在前幾位的風險如石油價格等都與中國有關。

　　顯然，來自中國經濟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

　　“雖然從客觀上講不能完全指責中國經濟，但這導致了在國際政治里，我們過早地介入了一些爭議，把美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和我們扯到了一塊?！?br/>
　　李稻葵認為，中國經濟運行中“兩高”的第二個后果是中國經濟過早地進入了“日本病”的怪圈，目前中國經濟中的很多情況與上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非常相似：國內需求不夠，長期依賴出口，然后出現了國際社會對本地貨幣升值的強勁擠壓，強勁的壓力導致大量資金進入，進入之后又造成資產價格上升，然后銀行體系出現了很多隱患，這些隱患短期內表現不出來，長期之后一旦暴露就會出現泡沫破滅，使整個宏觀經濟進入蕭條期。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患上‘日本病’，但‘日本病’的病理已經埋下。”

　　改變城市化的方式

　　李稻葵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是改革城市化的方式。

　　“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很大動力，中國目前消費疲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的消費沒有起來，對于如何提高農民消費這個問題，目前已有的共識是要解決三農問題特別是要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和收入水平。但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不在農村?！?br/>
　　李稻葵說，如果僅就農村和農民來解決農民問題是違背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的。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方法應該是“消滅”一部分農民，把其轉換為非農民，從而把農村的一部分消費轉移到城里來。

　　“中國現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簡單地擴大城市的土地規模，而不是允許農民變成城里人。舉例說就像是浦東模式和深圳模式的區別一樣。我每一次去浦東都非常地悲哀，到了晚上就沒有人，就像是美國的郊區一樣。這不是城市的發展。而深圳正好相反，深圳是先移民，移民之后產生了對土地的價格對房地產的需求以及對城市擴張的自然的市場的動力。這才是正常的人類歷史自然發展的基本過程?！?br/>
　　中國的城市化為什么違反了這個過程呢？李稻葵說，就是因為我們的戶籍制度一直沒有開放。改革開放25年來改變最少的一個制度就是戶籍制度。

　　對于那種一放開戶籍制度就會產生孟買、加爾哥達等新的大城市的綜合病的觀點，李稻葵主張應該向改革要出路。應該考慮用跨國移民的方式逐步地、有秩序地放開戶籍制度。

　　“就像是中國人要移民到澳大利亞一樣，你先得找一個公司，然后通過公司的考驗，公司覺得你適合它的工作再發簽證和綠卡，然后就可以把全家搬過來。這種方式會更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規律，亦可以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及消費疲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