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國釀酒歷史悠久，酒文化源遠流長，各地飲酒的傳統風俗習慣不一，受此風俗習慣的影響，每年因過量飲酒或不良飲酒習俗造成人身傷亡的事件是屢見不鮮，由此釀成的糾紛也比較多。對此類案件的審理，一般是要在查明傷亡原因和分清責任的基礎上，按照過錯責任或公平責任的原則，確定當事人應承擔或分擔的損失比例，要求共飲者承擔責任的理由大多是：“明知飲酒有害健康，仍勸人飲酒”，“明知過量飲酒有害健康，仍不加勸阻”，“共飲者沒有給予醉酒者適當的救護、救助和幫助”，“對飲酒導致的死亡雖無過錯，但根據具體情況，應承擔一定比例的賠償責任”等等。一般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共同飲酒者在飲酒過程中的注意義務

首先從飲酒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在現實生活中，一般都是“相約”飲酒，雖然在一起飲酒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但聚在一起的“酒友”相互之間對共同飲酒活動都是同意或者默許的，可以認為是一種達成共識，對這種“要約”與“承諾”的過程，可以看作是一種“飲酒協議”，這種協議的本身雖然沒有約定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其飲酒本身也不必然產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在飲酒過程中會產生一些附隨義務，如果不履行這些附隨義務，對由此產生的損害后果是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的。關于這一點《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其它義務”是一種概括性規范，沒有區分道德義務還是法律義務。因此，應當按照一般人的注意義務來理解，如果沒有盡到最普通人的注意義務，就應當認定違反了“其它義務”。那么這種注意義務到底包括哪些情況呢?筆者認為，是指飲酒人之間應當承擔的勸阻、相互保護、通知、協助、救助、救護、照顧和幫助等義務，履行這種義務的表現形式，應當是明示的作為義務。

勸阻和相互保護義務，即飲酒人之間均應互相勸告少飲酒或者不飲酒，相互尊重和保護自己的生命健康，做好事前預防工作，對于已進入興奮狀態不能自拔的人要采取有效措施，即便是“煞風景”、“掃酒興”也要阻止其再飲酒，努力倡導文明飲酒，徹底拋棄“不醉不休”的不良飲酒習慣。

通知義務，即在“酒友”已盡勸阻義務的情況下，或者雖未盡勸阻義務，但發現其他“酒友”出現醉酒或不良反應后應立即通知其親友和有關社會公共服務部門如撥打120急救電話等進行及時救助。

協助、救護、救助、照顧和幫助等義務，由于酒友之間事先有“相約飲酒協議”，要求每個人對于其他人均具有相互協力幫扶和相互照顧以及給予最大限度的幫助等義務，特別是對于酒醉而可能危及其人身、生命和安全的酒友，應當協助將其送往醫療機構救治，照看好其隨身攜帶的重要物品，幫助其脫離危險的境地和狀況。只有這樣做，才算盡了自己的職責和義務，因為根據醫學原理，醉酒后如救助得及時得當，有可能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那么共飲者在什么情況下，須對其他飲酒者承擔救護、救助義務。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喝了酒的人說話、走路、處理事務已經失控或者出現失控現象，那么在場同飲的其他未飲酒或飲酒較少且辨認、控制能力未受影響、具備完全民事責任能力，能夠救護、救助醉酒的人，就應當將其置于其成人家屬或者醫院或者能夠提供相應照看業務的單位和個人掌控之下;如果醉酒者引發了疾病或者在飲酒過程中突發身體不適，應及時送往醫院、醫務所;將一個表面上沒有出現失控跡象的共飲者送上公交車、出租車，甚至護送至家門口等。這樣的處置方式可認為是盡到了應盡的義務，一般不宜再追究其不作為的法律責任。

二、共同飲酒者對所造成后果的責任劃分

共同飲酒者如果沒有因為飲酒造成諸如死亡或者身體受傷等后果的，自然也就無從談起責任承擔問題，但若造成了共飲者之一或一人以上的傷亡后果而引發糾紛的，就要查明原因分清責任。對于飲酒所造成后果的歸責問題，經綜合分析，有兩個歸責原則，一個是過錯責任原則，另一個是公平責任原則，而劃分這一歸責原則的一般根據和標準，主要是看共飲者在飲酒過程中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若主觀上有過錯，則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若無過錯，則不承擔民事責任。本案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首先認定死者自己承擔主要責任(70%責任)。理由是：死者是成年人即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的酒量、身體狀況等應當是清楚的，對過度飲酒即酗酒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者危害應該是有清醒認識的，是明知的，但其未能控制住酒量，最終導致因飲酒過量經搶救無效死亡。讓包括被告在內的其他飲酒者承擔次要責任，理由是：在飲酒時未盡到相互保護安全的注意義務，對張*生死亡的后果主觀上存在過失，應承擔過失賠償責任。在確定具體責任人的問題上，因原告不同意被告申請追加張*建、唐*生和飯店老板張*星為被告，那么法庭根據查明的事實，認定應承擔次要責任的有三人，即韋*平、唐*生和張*建，讓被告韋*平承擔30%的責任的三分之一即10%的責任是比較公平合理的。對共同飲酒出現傷亡后果需要承擔責任常見的情況，經歸納大致有以下四種：

1、故意灌酒、勸酒型。在我國不少地方的“酒文化”中形成了“不喝醉不夠朋友”的風俗，有的干脆“舍命陪君子”。勸酒、灌酒者明知或者應知他人因身體疾病不能飲酒，或者剛剛痊愈不宜再飲酒，或者共飲人明確表示因酒量所限或者身體狀況不適宜等原因不能繼續飲者，或者有證據足以證明某一共飲者不宜繼續飲酒，仍違背其意愿，強勸、力勸其共飲等等，就具備損害他人健康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對由于這一情形和原因造成的損害后果的，應認定為具有主觀過錯，根據有關法律規定，灌酒、強行勸酒者應承擔主要賠償責任。本案因為沒有證據證明被告與一同飲酒者對死者有強行勸酒、灌酒的行為，所以不能認定是有直接故意的主觀過錯。

2、放縱型飲酒。酒友明知與其飲酒的人患有某種疾病或酒量有限或發現飲酒后的不良反應以及明知其它不良后果(如酒后駕駛)等，但仍不履行勸阻義務而與之對飲，對于該“酒友”的生命和安全不管不問、任其發展因而導致該“酒友”人身損害后果發生的，應認定為與受害人對飲的人具有間接故意的過錯，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對對飲者應區別不同情況責令其承擔1/3以上賠償的法律責任。

3、不予救助型。酒友之間因有“相約飲酒協議”的存在，雙方不僅達成了共同飲酒的默契，而且由于共同飲酒過程中相互之間距離最近，相互之間還具有最容易獲取和發現飲酒者是否酒醉以及是否有不良反應等信息的便利和特征，從控制論和信息傳播原理的角度來看，同飲人之間對于發現有不良反應情況后，均具有及時通知、及時協助救護、及時照顧和幫助等法律和道德上的義務。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同飲人違反了這些義務的一項或幾項或所有事項而造成其他“酒友”人身損害后果發生的，應認定“同飲者”的行為對損害后果的發生具有原因力，“同飲者”應按照原因力的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這一觀點的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二款的規定：“兩人以上沒有共同過失，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本案屬于這種情形，被告等三人發現張*生喝酒喝醉后，應當及時通知他的家人到場處理，或者撥打“120”進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