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它是確定行為人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主觀根據(jù)。刑事責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具體化，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與刑事責任能力應該是內涵相同的范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征：

首先，承認客觀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響而出現(xiàn)反常行為，從而給本人、他人或社會造成危害。這些精神病人實施的危害行為，是他們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現(xiàn)象、客觀規(guī)律。

其次，刑法意義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礎是對刑事法律的認識，就是能正確認識自己行為在刑法上的性質、意義、作用和后果的能力，即辨認能力。刑法上的辨認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對后者起著決定、制約作用。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僅存在性質上的區(qū)別，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各種具體行為方面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會表現(xiàn)出性質上的區(qū)別和程度上的差異。〔2〕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制約的發(fā)展變化過程，如疾病、身心發(fā)育、智力發(fā)展程度、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和社會知識積累等因素的制約。

(二)行為人犯罪的主客觀特征

犯罪主觀方面的罪過是任何犯罪構成所必備的主觀要件。罪過是犯罪主體的一種應受法律譴責的心理態(tài)度，來源于意志活動，即他已經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后果，卻依然希望或放縱這種結果的發(fā)生。

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受精神疾病的影響，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一定的損害或削弱。這造成了他們實際是在被削弱的意識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而實施犯罪行為的主觀特征。因此直接故意犯罪時，行為人為了完成預定犯罪目的意志行為所表現(xiàn)出來的意志，實際是具有某種病態(tài)成分的犯罪動機所驅使的結果。而間接故意犯罪時，行為則是在具有一定荒謬色彩、不合情理內容的精神障礙影響下，選擇實施犯罪，放任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同樣道理，精神病人在實施過失犯罪時的主觀意識能力和意志能力也與正常人大相徑庭。

綜上，考量精神病人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不能僅局限于罪的客觀方面，而應結合其犯罪的主觀方面的特征，進行客觀的綜合性評價。僅從客觀方面來看，精神病人實施的犯罪多是殺人、傷害、強奸等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而且犯罪手段殘酷、造成的危害后果嚴重。但這種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只是表面現(xiàn)象，其后起支配作用的，實際是受紊亂的精神活動制約而有所缺損的意識力和意志力。

(三)精神病人犯罪的社會性原因與生物性原因的關系

刑事法律和其他社會行為規(guī)范都是調整社會的人的行為。社會的人的本質是具有自我意識，正是這種自我意識，讓社會的人與生物的人，乃至其他物種相區(qū)別。人產生自我意識，不僅首先需要以一定的生物基礎，即大腦為前提，而且需要以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為條件。精神病人正是由于大腦機能失調或處于紊亂狀態(tài)而產生的疾病，從而導致自我意識的能力和以此為前提形成的意志能力喪失產生的基礎，或該基礎受到破壞。

法律不應譴責無意識力、意志力者的危害行為，否則就象譴責動物的侵襲行為或自然界的破壞一樣，是異常荒謬而又毫無意義的。就犯罪個體而言，犯罪行為是動機和作出決定的心理過程的某些環(huán)節(jié)變形的結果。

無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實施危害行為，完全是生物性原因直接作用的結果。對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個體而言，因為他們并非完整意義上的社會的人，他們的心理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要受到處于紊亂狀態(tài)的大腦的支配。盡管此類精神病人犯罪原因中的社會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相互交織、滲透，但依據(jù)已有的科學技術尚無法將他們準確的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