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刑訴法修改：技術偵查合法化劍指貪官外逃案

　　時隔15年，刑事訴訟法——這部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與打擊犯罪密切相連的大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國人大公布的這次修正案草案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這次從無到有新增的技術偵查及其電子數據。

　　電話、攝像頭、電子郵件、微博，這些記錄人們日常行蹤和隱私的信息平臺的背后，可能還有一只“眼睛”——技術偵查。對于長期依賴口供的公安機關和反貪部門而言，這些“電子眼”技術究竟是“利劍”，還是“包袱”?對于期待社會和諧的普通大眾而言，它們究竟是“福音”，還是“隱患”?當今社會已是科技時代，具有隱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術偵查，給我們帶來了在隱私社會中如何防范“技術迷信”、保障公民權利的難題。

　　———— 草案規定 ————

　　我國于2000年加入《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5年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們都規定締約國在打擊相關犯罪時可以使用“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等技術偵查措施。這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而言是一種國際環境的壓力。

　　上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至今的這15年，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科技大進步的15年。這次草案增加技術偵查作為一節，反映了刑事訴訟法日益走向科技時代。全國人大在草案說明中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犯罪情況的變化，需要完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打擊犯罪的力度，同時，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

　　偵查特殊類型的犯罪允許技術偵查

　　草案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草案在證據種類中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通過技術偵查獲得的電子數據，將作為“電子證據”或“科技證據”被采納。電子數據，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證據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說是借助電子技術或電子設備而形成的一切證據。

　　偵查人員和相關人員有保密義務

　　為保障人權，草案規定，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專家說法 ————

　　針對我國非常嚴峻的“貪官外逃”現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網絡釣魚”等詐騙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過偵查獲得證據，控制犯罪嫌疑人?電話監聽等方式在國外偵查犯罪中已經比較普遍，為什么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才試圖規定呢?

　　早期的技術偵查手段

　　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的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有關解釋，這些“技術偵察措施”主要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專門技術手段。作為偵查犯罪最主要依據的基本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定。#p#分頁標題#e#

　　在實踐中，自80年代晚期也開始使用測謊儀為偵查人員提供線索并協助辦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檢察機關經過審批程序也在公安機關協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術偵查為何邊緣化

　　許多“技術偵察手段”在貪官外逃等案為什么會“失靈”呢?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領銜的課題組，通過各地調研發現，它們多限于國家安全和特別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上述“技術偵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權保障考慮，要求辦案機關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強制措施，在初查階段不得適用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及涉及財產權的強制性措施。其次，對于這些“技術偵察手段”，檢察機關基本上處于一種“商請”、“借用”的狀態，并主要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在規范不詳盡的情況下，它們擔心一旦在執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許多檢察官認為：“與其惹來一身麻煩，不如不用。”

　　嚴重依賴口供的無奈和弊端

　　對于辦案人員而言，技術偵查邊緣化，“靠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桌辦案”，確是滿腹無奈和心酸。當前許多犯罪都呈現隱蔽化、組織化、智能化、復合化，甚至國際化趨勢。類似四川移動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樣，由于缺乏技術偵查，辦案機關很難發現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實物證據，也很難發現其出逃的“計謀”和“路線”等。有檢察官稱：“有時只能看著貪官所乘坐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去……”

　　偵查盜用網絡信息的“網絡釣魚”這類犯罪，尤其是跨國情形的，沒有先進的技術偵查，很難收集到相關證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奚瑋研究員認為，對于缺乏證據和信息獲取能力的偵查機關來說，不敢用、不能用技術偵查無疑是一個制度“瓶頸”，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賴于口供辦案或者尋求其他機關協助。

　　在專家建議稿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泰斗陳光中主張，技術偵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強其程序控制從而保障人權，也有利于追訴機關更好地利用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術偵查是“雙刃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權利的“災難”。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們可能會嚴重侵犯相對人的人身、財產、隱私，乃至尊嚴。在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國家，都有刑事訴訟法專門章節或特別法案規定監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用來打擊一些重大、復雜犯罪，同時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程序和救濟措施。完善我國技術偵查，關鍵要堅持四個法制化原則。

　　重罪大案原則：不宜“大炮轟蚊子”

　　現代科技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并不是萬能的。被稱為萬能技術的“DNA鑒定”也存在一定的誤差，可能釀成錯案。監聽等技術偵查存在“誤聽”也不奇怪。美國在“911事件”后的《愛國者法案》曾擴大監聽并為此遭受廣泛批評。

　　在適用范圍上，草案中“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容易成為“口袋”，應該附加對這類特殊情形的特殊審批程序。在操作中，還應堅持大案標準，具體可通過案情復雜程度、涉案數額、可能判處刑罰等綜合界定，不宜“大炮轟蚊子”。

　　必要性原則：防范“需要”的濫用

　　在適用條件上，草案中“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表述過于籠統，應貫徹必要性原則。在啟動條件上可限定為：不適用該手段難以收集證據、達到偵查目的;偵查部門必須經過初步的調查或偵查，掌握一定數量的線索和證據，證實嫌疑人具有確實的犯罪意圖或者是正在實施犯罪，或該特定人員確實與案件有關。在結束條件上可限定為：收集到必要證據，達到適用強制措施的證據條件。#p#分頁標題#e#

　　合法性原則：禁止超越法律之門

　　適用技術偵查應強調程序的法定性，同時明確程序違法的相關制裁規則和救濟機制，尤其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異議權和民事賠償請求權。草案對于技術偵查中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應該專門擬定一條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證據規定。“家是每個人的城堡”，不能以技術偵查的名義超越法律之門，侵犯公民隱私。在英國“竊聽門”事件中，本應屬于偵查措施的監聽被其他部門濫用，其釀成的危機就是一個警醒。協同性原則：不宜“單打獨斗”

　　適用技術偵查，必須在配套資金、科技裝備、信息數據庫和專門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時，我國電信、銀行、出入境管理、服務業等機構，也應完善相關信息服務機制，實現與技術偵查的協同配合。對待測謊技術等技術偵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強求，而應在明確其只是提供偵查線索前提下，迅速、及時收集其他證據，獲得其他機構的支持。

　　“貪官外逃”案：技術偵查滯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動公司高管李某擅自離職，不知去向。據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潛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國家審計署派小組進駐四川移動，并約見李某等談話。根據報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長達五年的“布局”，并陸續秘密地轉走4.2億元不明資產。許多老百姓抱怨，對李某這類貪腐時間長、多次遭遇舉報的官員應該用監聽等手段偵查其犯罪、預防其外逃。

　　“網絡釣魚”案：比電信詐騙更瘋狂

　　2011年7月，江蘇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報案稱，有人盜用該公司電子郵箱向海外客戶發送郵件，謊稱公司原銀行賬號因故停用，讓客戶將貨款匯至一香港的銀行賬號上。公司客戶被詐騙貨款3萬余美元。相比電話、短信等詐騙而言，“網絡釣魚”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詐騙者利用欺騙性的電子郵件和偽造的Web站點等讓受騙者“上鉤”，使他們泄露信用卡號、賬戶和口令、社保編號等財務數據。

　　英國“竊聽門”：挑戰隱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即將關張的《世界新聞報》的一系列“竊聽”丑聞進行調查。

　　倫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復雜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了眾多名人、政治家、軍人，甚至“倫敦地鐵爆炸案”遇難者家屬的電話。受害者可能多達4000人。

　　世界輿論大嘩。監聽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僅嘲弄了新聞的倫理，而且挑戰了公民隱私的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