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百事可樂公司總經理陳芝芳家族爭訴2．23億上海、南京、武漢三家百事公司國有股權案件，本報已經多次報道，由于涉及數億國有資產是否歸屬私人家族使本案受到各界的密切關注。

　　案件的起因緣于上海國資辦在1998年對一家已經注銷了6年的公司做出的一份行政批復，將注銷前屬于中央企業中國北方公司所有的益康公司權利變更認定給陳氏家族。益康公司曾是上海百事公司的中方投資人，1984年在上海投資成立，1986年被轉讓給中國北方公司。1992年中國北方公司安排益康公司將上海百事公司股權轉讓給上海閔聯公司，并注銷了益康公司。

　　上海高院據以作出判決的惟一依據是上海市國資辦《關于對原上海市益康礦泉水公司產權性質界定的批復》。理由是：“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的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市國資辦是產權界定的權力部門，其所作的批復意見是對爭議主體最后權利確定的結論性意見。”由此把其他所有證據全部排斥在外。顯然，“批復”是本案的關鍵，此批復是否有效成為案件的焦點，將決定著百事2億國有股權的歸屬。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應松年教授對此從行政法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應教授認為：“批復”是上海市國資辦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屬行政確認行為，即對上海民建會經濟技術咨詢中心請上海名信資產評估事務所查證陳芝芳等，在原益康公司于1984年9月成立時有資金投入和益康公司已將海軍技術部投入的資金歸還的確認。在此基礎上，確認益康公司的產權屬于陳芝芳等集體所有；也就是說，由于這一批復，使原為國有資產后變為陳芝芳等集體資產。然而從批復這一行政行為本身看，顯然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上海市國資辦是否有權作出這樣的批復。1984年成立的礦泉水公司屬于海軍，后歸中國北方公司，都屬于中央系統的國有資產。地方政府國資辦是否有權直接對中央系統的企業產權性質作出變更？顯然該具體行政行為超越權限。

　　其次，即使就該行為本身說，確認行為必須有事實根據。本案的事實并不復雜，一是陳芝芳等是否確定出資，這需要有確實的證據來證明。上海市高院判決對此作了詳細列舉，沒有一件事實證據可以證明陳芝芳等曾經投資；相反，許多國家機關和公司卻證明陳芝芳等并無投資。如果說，上海高院認為國家機關所作文書具有大于一般文書的證明力，那么，又該如何對待上海市審計局、財政局出具的《益康公司資產所有權界定意見》，以及上海市清整辦等出具的有法律效力的文書呢？二是益康公司是否與中國北方公司“達成協議”，

　　歸還其投資款的問題。1992年3月21日中國北方公司的函件證明，并無批復件所稱的“協議”。總之，“批復”所依據的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相反，對陳芝芳等不利的證據卻相當多。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必須對行政行為所據以做出的事實，依職權進行調查，查清具體行政行為的做出是否有事實根據。實際上，在法院重審判決書中已經詳細列明證據情況，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批復所依據的事實，尤其是上海高院曾經想進一步查清北方公司是否與益康公司有“協議”歸還投資款。2003年重審開庭前，向上海國資委發出調查令，要求上海國資辦提供“協議”的證據，但被國資委拒絕。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機關不提供證據就視為無證據。所有這些都證明批復是沒有事實根據的違法行政行為，上海高院在這種情況下，仍然還承認批復的最高證明力，確實令人難以理解。

　　再次，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批復，竟然沒有明確指出所適用的法律法規，而只是一句籠統的話“根據國家和本市的有關規定”，顯然是很不嚴肅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有法律依據，以及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該行為是否合法的必要條件。

　　最后，上海國資委的批復行為程序上嚴重違法。這樣一個涉及數億資產的重大行為，做出前竟然沒有聽取一方當事人的意見，也未做認真調查，做出后也不通知當事人，違背了正當程序的起碼要求，且剝奪了當事人申請復議和提起訴訟的權利。程序上的違法已損害當事人的實體利益，理應撤銷。 #p#分頁標題#e#

　　總之，應教授認為，從行政法的角度看，1998年上海國資辦225號批復屬于無權限的行政行為，缺乏事實根據，適用法律法規不當，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應屬于無效行政行為。上海高院根據無效行政行為作出的判決，顯然也是錯誤的判決。 （記者李濤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