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范疇界定不清，將導致基層一些部門借公共利益需要為由征收或者征用，侵害群眾利益

合理補償四個字不能流于空泛，在開發與建設的同時如何做到合理補償，物權法應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

在日前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第四次分組審議物權法草案時，許多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草案征收、征用規定中的“公共利益”和“合理補償”，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應作出具體界定。

法律委提出對這兩個問題的界定“擬進一步研究”

從2002年12月物權法草案作為一編提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到今年10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第四次審議物權法草案，其間歷時近三年。這三年，有關征收、征用、拆遷中如何保護群眾利益問題，一直受到全社會的關注。

在今年7月10日全文公布向社會征求意見的物權法草案中，對這一內容是這樣規定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單位、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但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沒有國家規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拆遷、征收私人的不動產，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給予補償；沒有國家規定的，應當給予合理補償，并保證被拆遷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

在征求意見過程中，社會各界對草案這一內容十分關注。對其中的“公共利益”和“合理補償”要不要具體規定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意見，對如何具體規定的意見也不盡相同。

在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作物權法草案修改情況匯報時，匯報了對征收、征用、拆遷內容的修改：主要是對征收、征用分別作出規定，將拆遷包括在征收之中。而對“公共利益”和“合理補償”的界定問題，“擬進一步研究”。

一些委員對不具體規定這兩個問題很擔心

“對公共利益的范疇是什么，應該有一個科學的、符合法律規定的界定。否則，基層一些部門往往會以公共利益的需要為理由或借口來征收或者征用，侵害群眾利益。合理補償這四個字也比較空泛，如何做到合理補償，物權法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林強委員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分組審議物權法草案時，對這一問題很擔心。

同樣的擔心楊長槐委員也有：“我一直擔心這個問題。最近在貴州和湖南有的地方我遇到了農民被占地以后只得到了1/5的補償費。補償少了，他們怎么生活一輩子？我們要在保護農民利益的問題上再考慮周到些。”楊長槐委員說，他總感覺“合理”兩個字浮動性很大，補100元也是合理，補1000元也是合理。一些群眾認為，這個話是官話，是空話。拆遷和占地問題，全國各地都存在，怎么做到合理，建議再作調查。

宋照肅委員也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利益越來越多樣化。這些年來，一些地方就是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征收了不少不該征收的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流失，這個教訓應該汲取。物權法是一部調整財產關系的重要法律，對規范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有關財產的許多行為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因此對法律用語應該作出權威性規定，防止解釋不當。物權法對“公共利益”和“合理補償”作出明確界定，不僅有利于這部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利于保障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以及城市房屋及其他不動產不被違法征收和違法拆遷，也有利于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他們得到合理的補償和妥善的安置，使他們以后的生活質量不會降低并能逐步提高。

“怎么叫做合理補償？有些地方把土地賣給了開發商，開發商一畝地給10萬、20萬，地方政府給農民才3萬、5萬，這合理嗎？雖然在法律上土地不是農民所有的，但總要讓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有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吧！上個世紀70年代，征用土地還要安置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這是完全合理的，占用了人家的土地，總要給一個生活出路。大部分或全部土地都占用時，農民就要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生活保障。但是，還要解決只占少部分土地的農民補償問題。一個農民如果有不到10畝地，要養活幾口人，占用了3畝，對于農民來說就是一個大問題。”賀鏗委員說，對于占地以后農民的生活基本保障要有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現在各地的政府搞開發區很積極，這個問題確實需要法律進行規范。 #p#分頁標題#e#

“公共利益”、“合理補償”到底應當如何界定

劉振偉委員提出，如果物權法對“公共利益”難以界定，為防止實踐中對“公共利益”的濫用，建議對“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作出一般性規定，無論哪一級政府界定“公共權益”，都要遵守這一套程序，只要程序合法，就會有利于結果的正確。

奉恒高委員建議，借鑒信托法第60條的規定，在草案中增加一款，凡有下列情形之一屬于本法所稱的公共利益：一是救濟貧困；二是救助災民；三是發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事業；四是發展衛生事業；五是修建道路、橋梁等；六是發展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公共事業等。

金烈委員則認為，征收和征用是作為消滅或限制權利人物權的國家行為或行政行為，“公共利益”也不容易界定，建議仿照其他國家的立法例，單獨制定公益征收與緊急征用法。

張龍俊委員說，城市房屋征收與土地征收不一樣，城市房屋情況千差萬別，地域不同，同一個城市內所處位置不同，房屋的結構、質量不同，房屋的市場價格也不同，其補償也是千差萬別的。所以拿出一個統一標準或者統一的辦法是件非常難的事情。因為難以掌握標準，所以征收工作中遇到的困難也比較多。合理補償是應該的，但是國家又很難用法律或行政法規來統一其標準和辦法。能否在“合理補償”前面加一句“應當在公平評估的基礎上，給予合理補償”，這樣為地方政府做出具體規定留下了空間。

“物權法草案在向社會征求意見過程中，大家對合理補償做出明確規定的呼聲很強烈。”陳士能委員建議，將草案有關規定修改為：補償辦法按國家規定執行，補償標準由有資質的中介機構做出評估，按市場價給予合理補償。

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南相福也認為，國家的征收、征用必須根據獨立的中介機構做出的評估進行補償，征收、征用方與被征收、征用方還應當簽訂補償合同。（吳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