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強迫消費”的智先生向消協投訴無果，決定把商家告上法庭，咨詢律師的結果是他為這個官司要交納律師費2000元至5000元,這讓智先生有些承受不起。而且，不同律師事務所的報價不同，也讓智先生無所適從。原是“法盲”的他決定不請律師，自己為自己出庭應訴。

????如今，智先生可能會欣慰了。今年12月1日,司法部、國家發改委聯合制定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正式在全國實施。司法部律師公證司處長胡占山解釋說，這項管理辦法旨在規范律師服務收費行為，主要解決律師業收費偏高問題，讓窮人也請得起律師。

????出乎意料的是，在《管理辦法》實施的第二天，來自律師界的民間聲音和官方意見就有了碰撞。12月2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主辦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過去與未來”研討會上，一些律師對《管理辦法》表達了不滿：“按照這樣收費，很多律師就活不下去了”。

????自從今年4月13日《管理辦法》出臺后，各地都在準備制定相應的收費標準細則。但律師界對《管理辦法》的爭論一直延續，很多地方司法行政部門雖獲得授權，卻遲遲拿不出具體的“收費標準”，目前只有12個省份制定的收費標準報司法部備案，其余大多數省份都在觀望。

????“開奔馳車的”和“騎自行車的”能否適用同一標準

????《管理辦法》規定，律師服務收費采取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并舉的方式，包括刑事、民事、行政這三類基本訴訟和申訴以及國家賠償的代理等在內的主要業務，均適用政府指導價。正是這個“政府指導價”標準引發了律師界很大爭議。

????去年年底，有報道稱“2004年度北京律師行業收入突破50億元”的消息，這意味著如果以京城律師1萬人計，每人年均創收50萬元。然而，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的王才亮認為，律師行業內實際貧富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達到3000倍，在兩級分化的前提下，所謂“人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北京市司法局律管處副處長柴磊坦言，這次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發改委正在共同醞釀的“收費標準”，就是想為“開奔馳車的”和“騎自行車的”定同一個標準，不但要維護公眾利益也要考慮行業發展趨勢，的確很有難度。

????“政府的過多干預和嚴格‘指導’忽視了市場的調節作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宏俊說，在實踐中，規制難以獲得制定者預想的執行效果，難免成為一紙空文。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軒認為，律師服務行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律師與委托人之間簽訂的委托協議屬于服務合同，應適用《合同法》來調整；律師收費也應實行協議收費而不是由政府定價，即使需要政府定價，收費標準也宜粗不宜細，否則新的收費辦法和標準很難避免重蹈1990年《律師業務收費管理辦法及收費標準》形同虛設的覆轍。

????司法部律師公證司司長宮曉冰提到，西部很多律師月收入達不到政府機關的基本工資，從業不久的律師連交房租都困難，因此在律師服務收費問題上實行政府規制是有必要的。但律師收費本質上受市場調節，如果規制出現問題，可能會導致律師行業內兩極分化更嚴重。

????“規范律師收費并非單純對律師的殺富濟貧，而是規范律師收費，給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百姓一個價格指引，有更平等的詢價機會。”據柴磊介紹，北京市司法局在制定標準之前，委托了兩家會計事務所對全市50家以訴訟為主的律師事務所、2005年所有的訴訟案件進行收費測算和個案收費情況的詳細調研。

????“在現有分析基礎上，北京的收費標準是‘就低’沒有‘就高’，這都是照顧低端市場和弱勢群體的需要。”柴磊說，對高端市場來說，計時收費則是留給律師事務所的一個渠道，這是國際上比較通用的一種收費方式，借此機會也在國內推廣這種收費方式，對律師收費模式和公眾接受方式都有個引導。另外，各地的收費標準都將參照當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標準有所不同，價格浮動范圍較大，也是給律師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 #p#分頁標題#e#

????　許多民工勝訴后不交律師費

????“法庭上，經常見到雙方當事人中，一方有律師，一方沒有律師，辯論起來差距很明顯。”最高人民檢察院副廳長李忠誠說，“這個《管理辦法》有了總比沒有好，畢竟，相當數量的低收入群體沒有能力請律師，這間接損害了他們的合法權益。”

????那么，這部存有爭議的《管理辦法》能否落到實處？能否真正方便百姓打官司呢？

????宮曉冰認為，由于《管理辦法》僅對訴訟領域規定實行政府指導價，而對非訴訟事項實行市場調節價，這種方式可以減輕眾多委托人的負擔。

????另一種擔心的聲音認為，這種規定容易導致律師“用腳投票”，一窩蜂都代理非訴訟案件，干脆不代理訴訟案件，使得百姓很難請得到代理訴訟案的律師。

????一些居委會花錢購買了一年的律師上門服務，定期把律師請到社區來做咨詢，很受社區調解員的歡迎。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趙燕認為，實際上，百姓更需要的是低價的基礎法律服務，而且，這一需求在不斷增長。

????然而相應的難題又擺在眼前。有關人士分析，眾所周知，國家律師業有嚴格的準入制度，一年一度的司法考試淘汰了許多學子，對律師的學歷要求日漸提高，這使得律師人數的增長受到限制。律師成本包括“執業前成本”居高不下，律師的自我定位水漲船高，最基礎的法律服務很少有人問津。

????《管理辦法》規定，政府指導價的基準價和浮動幅度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同級司法行政部門制定。有專家提出，北京等發達城市的律師“收費標準”肯定要高于其他地方，那么，這很可能導致律師在地區間的流動和集中，很多律師專門到北京辦案，而不到地方辦案。

????與會專家擔心，如果律師對收費標準意見過大，《管理辦法》很可能無法付諸實施、形同虛設。

????多年來，著名“民工律師”周立太堅持為民工打官司，不贏不要錢，實行“風險代理”，并創下了工傷賠償158萬元的全國之最，受理各類民工工傷和勞動爭議案件高達2000多件，而就是這樣一位“民工律師”，近年來卻不得不把民工告上法庭，原因是許多民工勝訴后不交律師費。

????有些律師也有過類似的遭遇。李軒認為，出于嚴格規范律師收費行為的考慮，《管理辦法》過于保護委托人的權益，卻未從實際出發，提出保障律師收費權利的有效措施。他舉例說，如何保障律師能拿到自己應得的律師費、委托人違約應負怎樣的責任、對司法行政機關和行業協會處罰的合法性誰來監督？在《管理辦法》中都沒有體現。

????誰為法律援助買單

????目前，律師是我國的法律援助提供者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援助的無償性和律師服務的有償性難免產生沖突。“律師服務收費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律師的生存和我國法律援助體制的建立。”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主任徐家力說。

????“《管理辦法》不應將政府應當承擔的法律援助責任轉嫁到律師頭上，應該完善現有國家出資的律師事務所、公職律師事務所運行機制，將它們改造為專司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顧問的公益性機構。”李軒認為，在這種機制下，窮人根本不需要自己花錢請律師。

????“保障窮人請得起律師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實、完善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徐家力認為，《管理辦法》雖然通過限制、減免律師收費緩解了低收入群體的負擔，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項數據顯示，湖南郴州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去年年內辦理的案件中，刑事訴訟指定辯護的387件，公民申請援助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案件只有370件，而湖南株洲的法律援助標準參照當地城鎮居民最低生活標準，只有166元／月，可見，法律援助的門檻很高，因此很多人都被拒于法律援助門外。 #p#分頁標題#e#

????徐家力認為，法律援助現狀不容樂觀，由于法律援助被規定為律師的義務，很多地區開展法律援助對律師形成依賴，而律師并沒有什么剛性的“飯碗”，這容易挫傷律師的積極性，導致法律援助工作質量難以保證。

????中國政法大學王進喜教授將風險代理收費方式稱為“窮人進入法院大門的鑰匙”，即風險代理收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法律援助的作用，但《管理辦法》規定，禁止刑事訴訟案件、行政訴訟案件、國家賠償案件以及群體性訴訟案件實行風險代理收費。因此有人認為，此類訴訟案件的法律援助面臨困境。

????有專家提出，除了市場收費和符合法律援助的群體外，還有大量的社會中間層，他們能否獲得律師服務？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徐玉領律師認為，律師收費“明碼標價”有利于法律援助事業，便于政府以購買律師服務的方式實現法律援助，也可能促使更多人加入到法律援助組織的隊伍中來。

????與會者認為，律師服務收費與法律援助的矛盾背后，折射的是在行業自律無法實現的前提下，如何平衡行業利益、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以及政府規制能否既服務于我國律師業發展、又能滿足公眾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的需求。這顯然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思考、求證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