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至2006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439501件，立案224421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81534件，發出再審檢察建議25532件。6年來，人民法院再審抗訴案件49832件，其中改判25365件，調解7776件，撤銷原判發回重審2598件，其他處理1240件，維持原判12853件，原判決改變率為71.7%。人民法院采納再審檢察建議13849件，采納率為54%。抗訴案件的數量和改判數量都在逐年增加。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在司法實踐中越來越發揮出其司法監督，維護司法公正的職能。

本網記者 陳虹偉 焦紅艷

　　近日，記者了解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于六月下旬啟動對民事訴訟法修改的審議活動。這次新的民訴法修改，長期困擾民事檢察監督的制度缺位問題將有望得到解決。

　　5月31日，本報記者采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有關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最高檢正在進行緊張的實務調研和理論論證工作，包括對民事執行活動監督的調研、對抗訴制度完善的調研、對設立民行公訴制度的論證等，并將就此提出立法修改建議。迫切需要立法解決的三大問題是：一是要確立“同級抗，同級審”的監督模式；二是確立公益訴訟的法律地位；三是對法院的監督不限于審判活動，包括執法的各個環節。

　　這位負責人介紹說，對確有錯誤、確需改判的案件，由作出原判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或由同級人民檢察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以啟動再審，是目前檢察機關辦案的兩種主要方式。但是目前我國民事行政監督立法十分粗疏，只有五條原則規定。哪些民事審判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可以監督，怎樣監督，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定，使民事監督虛置化。盡管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是面臨以下六大問題的困擾。

　　第一，由于法律規定不明確，造成檢法兩家對民事監督認識不一致。各自出臺司法解釋，產生較大分歧，在一些地方，檢察院的監督得不到配合，甚至受到不應有的限制。例如，關于抗訴案件出庭問題，最高檢在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規則中規定，檢察官宣讀抗訴書，發表出庭意見，對庭審進行監督。而最高法院在審判紀要中只規定宣讀抗訴書。

　　第二，民事抗訴案件的若干辦案程序尚需明確。如檢察機關辦理抗訴案件時可否調閱法院審判卷宗的問題，無法達成一致。還有如抗訴案件的審級問題，再審期限問題，二次抗訴問題，抗訴范圍問題等，都有不少爭議。

　　第三，審級規定不合理，抗訴效率低下。現行民訴法律規定，除最高檢外，其余檢察機關無權對同級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或裁定直接提出抗訴，而是要提請上一級檢察機關履行抗訴職能。這一規定，不僅提高了檢察機關行使抗訴權的訴訟成本，又使抗訴效率低下。新的民訴法應該實現“同級抗，同級審”的監督模式。

　　第四，監督范圍有限。現行民訴法只規定了對生效判決的抗訴，而對執行活動的監督缺位。目前，人民群眾反映執行難、執行亂問題無有效監督，同時對生效調解書的監督也存在空白。例如，調解書違背自愿原則，或損害了國家、社會、第三方利益，這時的監督尤為重要。在監督生效判決的執行監督方面，目前有了一些探索，例如海南省民行檢察部門從1999年起，先后成功糾正了20多件執行錯案，案值數億元。

　　檢察機關通過履行對民事執行活動的法律監督職責，在規范執行法官的行為、防止執行權濫用方面起到了明顯作用。

　　第五，對檢察機關提起、參與民事訴訟沒有規定。對環境污染，國有資產流失等損害國家，公共利益的案件，沒有法定監督權利。使公益訴訟處于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國家利益，弱勢群體的權益無法保護。鑒于人民法院不受理人民檢察院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案件提起的民事訴訟，一些地區的檢察機關開展了督促起訴、支持起訴監督方式的探索。 #p#分頁標題#e#

　　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提起民事行政公訴、督促起訴、支持起訴等監督方式，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切實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弱勢群體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作出了一定貢獻，也為立法的修改提供了素材，積累了實踐經驗。

　　第六，監督方式單一。目前，關于檢察監督的法定方式僅為抗訴一種。這種啟動再審程序的監督方式過于單一，缺少靈活性。像實踐中的檢察建議、糾正違法通知，提請人民法院自行糾錯，提高監督效力。再審檢察建議在民事行政訴訟監督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辦案數量逐年增加。2001年，各級檢察機關向法院發出再審檢察建議2942件，2006年增加到5949件，比2001年上升了102%。根據訴訟法的原則性規定和檢察官法關于檢察官可以提出檢察建議的規定，創造性地運用再審檢察建議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活動進行監督，這一監督方式已逐漸被人民法院認可，已經成為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監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