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公安機關沿用多年的“指標制”，在北京已成歷史。7月22日，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接受本報采訪時說，“過去交警罰款有指標，反扒民警抓小偷還有指標”。

　　馬振川表示，“指標制”早已成為百姓投訴的焦點，取而代之的“數據常量”，則是一個發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嚴重刑事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等3大類14項數據。北京全市每一個角落，都有這些數據，“哪個地方哪類犯罪高出設定數據，就表明不安寧，民警沒完成任務”。

　　馬振川表示，從“指標”到“數據常量”，這其實是一個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作為實現“平安奧運”目標的一項舉措，數據常量體系現已覆蓋首都公安各個領域，“四張網整體防控、數據常量精確打擊”，這是奧運安保的兩張王牌，以此為基礎，北京對治安局勢的掌控能力正在提升。

　　“局長”騎搶一冒頭警情就變“橙”

　　出場人物：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

　　“站在陽光暴曬的十字路口，疏導交通；躲在樹陰下，沖著過往車輛揮揮手”，馬振川說，這兩種交警都在上班，但工作成效的差別顯而易見。以往迫使“樹陰下的交警”積極工作的最簡便有效方法，就是“下指標”。

　　可是，“指標”的弊端很快就充分暴露出來：指標突擊，以交警為例，全月工作量集中10天完成，有的集中在月前，有的集中在月末，給百姓造成的感覺就是“交警處心積慮，就知道罰錢”；戰役式集中打擊，全警、全民動員，可幾千民警、群眾連日苦戰，也未必能抓到壞人。

　　據其介紹，為做到與“指標制”脫鉤，2004年年初，北京警方借鑒國際反恐等級制度，上推3年各類案件發案量，推導出平均值，設定這個平均值為“平安”與“不安”之間的平衡點。以110刑事類警情為例，城八區日均80件為“平穩”等級，用黃色標注；上浮10%為“警示”等級，用醒目“橙色”覆蓋；下浮10%為“良好”等級，顯示“綠色”。

　　馬振川表示，試運行兩年多后，“數據常量”思維現已滲透北京全警。兩年來，綁架、騎搶、盜竊奧迪等高檔機動車，每一類警情在京剛冒頭，數據常量就立即作出反應，用“橙色”報警，“所以，迄今為止，還沒有哪類案件逃出‘常量’，造成重大影響”。

　　“刑警隊長”“數據常量”如定期體檢

　　出場人物：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隊支隊長石衛平

　　6月，宣武區“我愛我家”等20多家門店，接連遭受同一境遇：晨起開門，突然發現店空了，一夜之間，電腦全都飛了。

　　“有一伙人，以‘我愛我家’這種通過電腦、電話辦公的小型鋪面為目標。因為這些店好撬，而且絕不會‘走空’，至少能順走幾臺電腦”，宣武公安分局刑警支隊支隊長石衛平說，他們在地圖上標出全區100多家“我愛我家”類門店，在被盜門店上打上重點符號，很快發現，嫌疑人行動路線集中在環路周邊。由此選出嫌疑人下次作案的重點地區，“下夾子”設伏。可萬事俱備，對方卻再未下手。與此同時，宣武周邊地區“我愛我家”卻相繼失竊。他們決定把包圍圈拉大。

　　某日凌晨，一輛面包車在前三門大街、兩廣路轉了一圈，卻只在幾家門店前稍做停留就立即開走，他們跟蹤至雙井橋下“我愛我家”店門口，面包車終于下來兩人，輕輕撬開店門。他們后腳剛邁進店內，就被數名刑警立即撲住。

　　該輛面包車正是宣武區20多起門店竊案涉案車。

　　他說，“我愛我家”失竊案是一個“數據常量”指導打擊的典型案例，這如同定期體檢，查下身體哪有問題；發現問題——門店入室盜，那就對癥下藥，根據路線特點、案發時間設伏突襲。這種打法，刑警能占取主動，收放自如。

　　他表示，現今的工作方式是“自個兒跟自個兒比，跟去年比、跟合理值比。可‘指標時期’，全市大排行，宣武的面積、居民數，怎么可能跟朝陽比、跟豐臺比？我們抓10個人花的力氣，相當于他們抓幾個人？”#p#分頁標題#e#

　　“片警”“這一畝三分地我有經營權”

　　出場人物：東城區北新橋派出所社區民警張研

　　7月29日，東城區北新橋派出所社區民警張研整整一天都面帶微笑，“心情不錯。入室盜才1起，壓下來了”。

　　張研負責的轄區位于北新橋東，面積達0.1公里，多是平房。入夏后，不少居民都喜歡開窗開門睡覺，所以，過完五一，入室盜發案量超標，一直是他心頭的巨大壓力。

　　5月，他印發了上千張海報，領著治保分子挨家發，提醒大伙一定看好自家門窗。可剛進入6月，天才連著熱了兩天，就有兩戶居民家中接連被盜。他趕忙上報領導，主動要求加班，組織協警員，從每夜12時一直巡邏到4時，專門在犄角旮旯、黑燈瞎火的地方轉悠，一月之內，竟抓住3撥小偷，每撥都有兩三人，手里都有手機、錢夾等“戰利品”。在強大的巡邏攻勢鎮壓下，6月入室盜發案量，恰好卡在合理值上。

　　本月，他收縮戰線，減少了巡邏人數。他解釋：絕大多數居民都學聰明了，睡覺時一定要關好門窗；北新橋東的名聲已傳開，敢來的小偷少了。

　　張研很有成就感，說一放一收兩步棋，拿捏得還算夠火候。張研警齡已達十幾年。“原來都是隨大流，大伙干啥，我就跟著干啥，不用動腦筋。現在挺有意思，自己管的這一畝三分地，好壞在于自己如何經營。

　　-對話

　　“去年底走了一步險棋”

　　馬振川稱，根據數據常量北京未搞年底大規模打防行動

　　新模式是否能彌補“指標”的所有弊端，保證北京實現“平安奧運”目標？就此，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接受了本報專訪。

　　長期超常不切實際

　　新京報：“指標”的負面作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被普遍認知。北京采取“數據常量”模式的起因是什么？有哪些誘發因素？

　　馬振川：十六大期間，北京警方采用最高加強級別巡邏，幾乎全警全勤出動，取得的效果確實不錯，一位數報警記錄保持了四五天。這期間，全局民警幾乎沒歇著。

　　但是，長期保持這種超常狀態，顯然不切實際。如何用常規措施，取得讓百姓覺得安穩的社會效果，民警又用不著長期加班，“數據常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

　　我們離目標越來越近

　　新京報：您對“數據常量”兩年多的實踐成效，做何評價？作為奧運安保的框架之一，“數據常量”能使北京奧運的安穩系數提高多少？

　　馬振川：去年第四季度，北京沒搞年底大規模打防行動，這是一個反常態的做法。因為年底的治安形勢，直接影響元旦和春節。但是，“數據常量”推導出——年底，違法犯罪數量不會大幅波動。所以，我們走了一步險棋，繼續運用警情常量，組織日常打防，結果第四季度刑事案件升幅，比第三季度下降了12.2%.

　　作為市公安局的主要領導，最佳狀態應該是“社會治安處在警方掌控之中”，做到這一點很難，尤其是目前，北京處在社會轉軌期、案件高發期的大背景下。但這也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奧運安保的主要框架有兩個：整體防控四張網(內保網、巡邏網、治安網、社區防控網)、數據常量精確打擊。在兩個框架的支撐下，我們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

　　紅燈亮就會主動加班

　　新京報：從“指標”到“數據常量”，您的解釋是由“定性”到“定量”的轉變，這種解釋的依據是什么？

　　馬振川：“定性管理”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展公安工作的標準，那時對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是“把事兒辦了就行”，嚴打就是這一管理模式的產物：“定量管理”不搞統一行動，根據自己不同時期的狀況，采取有針對性的打擊措施。由此，解決了不同地區、不同業務、不同時間段的治安狀況、工作成效難以統一衡量的難題。

　　現在，北京的派出所所長都比較坦然，因為心里有底。發案超過常量，紅燈亮了，他自己就會主動加班、調整工作時間等。#p#分頁標題#e#

　　去年9月11日，王府井出租車司機被殺案，案發2、3分鐘后，東城公安分局一個局長就趕到了現場，速度這么快，就是因為他當天值班，正在案發地附近轉。從去年3月開始，18區縣每天都有一名公安局長、副局長當班，他們不會坐在辦公室里，肯定在外面執勤指揮。

　　新京報：“數據常量”的基礎是數據，但如果數據不準確，就會使整個社會遭受重大損失。如何保證數據的準確性，不被注水？

　　馬振川：現在警方的科技水平與十年前大不相同，市局的110，掌握全市各個角落的警情；北京全市很多探頭，都直接與市局指揮中心連接，工作透明度很高，也保證了數字的準確性。

　　-數字說話

　　291天

　　去年，北京警情良好、平穩等級天數是291天，占總天數的80%，民警休假比例達到了95%.

　　94%

　　今年上半年，全國盜竊機動車發案持續上升，可北京發案下降了23%，破案上升了15%；全市警情良好、平穩等級天數達171天，占上半年總天數的94%.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