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來越大，在眾多的知識產權中，著作權是最容易被侵犯的。在法院審理侵犯著作權案件中，被告人會聘請一個辯護律師為自己辯護，律師在答辯階段會向法院提交辯護詞。那么侵犯著作權罪辯護詞是什么樣的？下面我們就跟隨小編具體了解下吧。

關于被告人譚某被控侵犯著作權罪一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合議庭法官：

浙江某某律師事務所接受某某市法律援助中心及某某市外來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委派，指定我們擔任被告人譚某涉嫌侵犯著作權罪一案的辯護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辯護人的職責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作為本案的辯護人，我們將以該法條規定為依據，盡心盡力地維護被告人譚某的合法權益。

辯護人認為，某某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譚某犯侵犯著作權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銷售盜版光盤的行為依法不構成侵犯著作權罪。

一、侵犯著作權罪是指以營利為目的，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侵犯他人著作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其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為：

1、本罪侵犯的客體是著作權人的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以及國家的著作權管理制度。

2、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著作權法的規定，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權。具體形式為：

（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制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2）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

（3）未經錄音、錄像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錄音錄像；

（4）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術作品。

3、犯罪主體一般是盜版光盤的制作者，有時也可能是與制作者有共謀的發行者或者銷售者即發行者與銷售者事先與侵犯著作權罪的行為人通謀的，以侵犯著作權罪共犯處理。

4、主觀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營利為目的。只有符合上述四個構成要件，方可構成一個犯罪。本罪的犯罪對象是受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即本案的構成必須要有權利人（著作權人）的權利受到了侵犯的指控。必須有權利人舉證行為人的行為侵犯了他們的著作權。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對于非法的作品及超過保護期限進入社會領域成為公眾作品的作品是不受刑事保護的。我國只對合法的著作權給予刑事保護。

結合本案，控方雖然以被告人譚某違反刑法第217條第（一）項：“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其文字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制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的；”及第（三）項：“未經錄音錄像制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制作的錄音錄像的；”之規定，進而指控其侵犯著作權。但是，控方至今為止未向法庭舉證證明相關的著作權人的著作權受到侵犯的指控或者鄰接權人（即錄音錄像制作者）的權益受到侵犯的指控，也沒有證據證明被查獲的這些光盤的著作權是合法的或者還在保護期內未成為公眾作品的。對于販賣盜版光盤的行為要以侵犯著作權罪論罪，則必須要有著作權方面的相關證據即版權局的鑒定結論。在本案中，控方雖然向法庭提交了某某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所做的“被查獲的音像制品均存在假冒出版單位或無來源識別碼和中國標準音像編碼的情況”進而認定“被查獲的4651張音像制品均為非法音像制品”的鑒定結書。但是該非法音像制品的鑒定結論只能證明這些光盤的內容和程序是否違法，并不涉及侵權的問題，也就是說，該鑒定結論并不能證明侵犯了著作權人及鄰接權人的著作權的問題。音像制品是否侵犯著作權的確認屬于國家版權局的職責范圍或者由國家指定的機構進行鑒定。所以，本案的文化行政部門所做的鑒定并不能夠證明這些光盤是侵權產品。本案中所查獲的4651部復制品到底是否侵權，控方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因而，控方指控被告人譚某侵犯著作權罪證據不足。

盜版光盤是相對于正版光盤而言的，它是在著作權人發行音像制品后，不經著作權人許可而擅自復制的音像制品。從這角度分析，盜版光盤本身就是一個侵權的復制品。相應地，銷售盜版光盤的行為就是銷售侵權復制品的行為，應當以銷售侵權復制品定性。在控方沒有證據證明該4651部非法音像制品為侵權的復制品時，從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司法原則出發，應當認定被告人譚某銷售的盜版光盤為侵權復制品。從這個角度分析，本案也應當以銷售侵權復制品定性。

根據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及被告人的供述，這些被查獲的光盤，系從盜版商處以每張1.50元-2.50元的價格購買的，然后以3元-4元的價格賣出。這也證明了這些盜版光盤并非譚某制作。譚某只是一個小商販，具體出售這些盜版的光盤。因此，被告人的行為，是銷售侵權復制品的行為。

另外，這些光盤也并非被告人譚某自己制作。被告人他僅僅是一個小商販而已，是出于最末端的一個在街上兜售盜版光盤維持一家生計的農民工，其并沒有和盜版光盤的制作者事先有通謀，故不應成為侵犯著作權罪的共犯。雖然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在2011年1月10日頒布實施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中關于對刑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中的“發行”進行了解釋，“發行”，它包括總發行、批發、零售、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以及出租、展銷等活動。但是，辯護人認為，這里的“發行”行為不能等同于“銷售”行為。如果把銷售盜版光盤的行為等同于發行盜版光盤的行為而適用刑法第217條以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則屬于曲解法律。因為該解釋第12條只對刑法第217條中“侵犯著作權罪”中的“發行”進行了解釋，并沒有對刑法第218條中“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中的“銷售”行為進行解釋。也就是說，并沒有規定銷售侵權復制品的行為方式。所以，對于街頭巷尾出售盜版光盤的小商販，不能認定其侵犯著作權罪，而應根據刑法第218條規定的“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要件進行定罪處罰。

二、從社會危害性及刑法的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看，本案沒有必要把它定性為侵犯著作權罪。

本案，被查獲的音像制品4651部，不符合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起刑點要求。公安就按非法經營罪、檢察院以侵犯著作權罪中“復制品數量在2500張（份）以上，屬于刑法第217條規定中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在此，辯護人認為，任何一個犯罪行為，都是有社會危害性的。但每一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標準不同。當我們需要用刑罰手段去評判一個犯罪行為時，其評判的標準無疑是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刑法的罪、責、刑相一致原則。試想，銷售4651部盜版光盤尚不足以構成“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但復制發行500張盜版光盤就構成侵犯著作權罪，而且復制發行2500張以上的盜版光盤就構成侵犯著作權罪且情節特別嚴重，可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兩罪的犯罪起點數量相差這么巨大，我們為什么要去違背罪刑相一致的原則呢？有必要選擇如此重罪而去違背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司法原則呢？可見刑法第217條中發行者的發行雖然包含零售，但它與小商小販的銷售者的“銷售”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

三、退一步講，如無罪的辯護意見不能采納，請求法院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對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

如前所述，被告人譚某并沒有制造盜版光盤，其也沒有和這些盜版光盤的制造者事先有通謀。起訴書也認定譚某不是盜版光盤的制作者。復制發行者的“零售”行為不能等同于單純銷售商的零售。所以，被告人依法不應構成侵犯著作權罪。然而，控方認為刑法第217條中的“發行”已包括“零售”，就把被告譚某也認定為復制發行的人，進而對其以“侵犯著作權罪”定罪處罰。如果法院對辯護人的無罪辯護意見不采納，那么辯護人不得不從全面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請法院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對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具體理由如下：

1、被告人屬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被告人上有父母需要他的照顧、贍養，下有兩個女兒需要他的照料、撫養，他是家里的唯一經濟來源。

3、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深，他是由于不懂法，才去拿盜版光盤去銷售掙點錢貼補家用的。據他講，在去年的那案子處理過程中，他還問過，黃色的碟片不能賣，那他這里的其他這些故事片是否能賣時，當時的辦案工作人員向他答復說只有黃色碟片不能賣，其他故事片是可以賣的。所以，本案正是由于被告人不懂法造成的。與那些盜版光盤的制作者、批發商來講，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是不深的。社會危害性明顯比他們要小的多。

4、被告人坦白認罪態度好，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已明顯悔罪。盜版光盤已經查獲，沒有流入社會中，社會危害性小。且被告人本人當庭自愿認罪。

請法庭考慮被告人上述情形特別是被告人的實際家庭狀況，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減輕處罰。

此致

某某市人民法院

辯護人：浙江某某律師事務所胡某某律師

2011年6月30日

辯護律師在里面首先闡述了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構成要件，然后表達了自己對被告犯罪事實的看法，通過陳述被告首次犯罪及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侵犯著作權，做出請求法院從輕處罰的訴求。對于被告而言，辯護詞非常重要，通過有效辯護，可以幫助被告正確最大利益。

著作權侵權的構成要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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