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聯合國憲章》的人權

1945年4月25日——6月20日，50個反法西斯盟國在美國舊金山集合，通過了《聯合國憲章》。《憲章》的序言開宗明義的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憲章》第一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五項、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二條第二款、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六條第一款寅項都涉及人權。其中，第五十五條是《憲章》關于人權規定的關鍵性條款，該條款規定：“為造成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覺原則為根據之和平友好關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

1、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與社會發展。

2、國際間經濟、社會、衛生及有關問題之解決;國際間文化及教育合作。

3、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第五十六條規定：“各會員國擔允采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實際上，《憲章》第五十五條所規定的宗旨是極其廣泛的，但是，“該條授予聯合國組織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其職責是去‘促進’，而這種責任交給了聯合國大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這兩個機構在這個問題上作出的決議沒有法律約束力。”這就是說，《憲章》中的人權條款并不能直接構成會員國的直接義務。并且，《憲章》盡管用了人權這一概念，卻并沒有就人權的具體含義作出規定。雖然如此，人們普遍認為，《憲章》中的人權條款，有著空前的巨大影響，為聯合國在人權領域內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

二、國際人權憲章

國際人權憲章包括《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意議定書》。這是聯合國系統最基本的人權文件，也是現代人權法的基本文件。

（一）世界人權宣言

于1948年12月10日正式通過該宣言。1950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12月10日定為國際人權日。《宣言》的主要內容是西方國家人權理論與實踐的具體化，著重規定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并主要是個人的政治權利)。但同時，該宣言又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作了規定。由于《宣言》是以聯大訣議的形式通過的，它本身不是條約，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目前在西方學者看來，“國際法律工作者很少有人否認《宣言》是一個規范性文件、使聯合國會員國產生了法律義務的”。在我國，學者們“幾乎一致認為《世界人權宣言》宣布了共同人權標準，盡管其后的人權活動發展了它提出的標準，而且還將繼續發展，但它仍不失為基本的人權標準，不可能離開‘宣言’宣布的權利去談人權”。

（二）兩項國際人權公約

聯合國1966年通過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稱A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稱B公約)，同時開放給各國簽字，批準和加入。這兩項公約與《公同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意議定書》，是當代國際法的基本文件。

由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屬于兩種不同的權利范疇，前者重點在于個人免于來自國家方面的干涉和壓制，而后者則需要來自國家方面積極的介入”，這使得兩個公約，不僅措辭不一樣，而且在實施、實現方面也不相同。所以，“按照一般的看法，對大多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護只需要很少的經濟資源--——如果需要的話。……對一國政治除了要求它進行立法和作出不從事某種非法行為的決定——不對人民施加酷刑、不任意對他們監禁——之外，不會對它有更多的要求。然而當涉及經濟、社會或文化權利時，負擔就會加重，而且任務會更復雜”。這種看法本身透露出“守夜人”式的傳統國家觀念，這也許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不承認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似乎與當代世界的發展不合拍，因為當代國家已普遍介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