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31日，濟-南市xx局與xx電子有限責任公司簽署股權轉讓意向書，擬向xx電子轉讓其持有的**百貨股份有限公司(600807)部分國家股共32162245股，占總股本的29.8%。4月29日，雙方正式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和《股權委托管理協議》。按照協議，從4月29日起，xx局將擬轉讓給xx的股權委托xx管理，xx局除保留對這部分股份的處置權和收益權外，其它股東權利全部委托給xx行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5月10日召開的**百貨董事會上，xx電子提出的董事會候選人議案未獲通過，關于更改公司名稱為“山東xx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議案僅以四比三的表決結果勉強通過。8月15日，**百貨董事會又審議通過了關于不同意xx電子有限責任公司對公司進行重組的決議，并要求濟-南市xx局立即終止與xx電子簽定的《股權轉讓協議》和《股權委托管理協議》。從而引發了xx電子與**百貨董事會的紛爭。

目前，xx入主**百貨董事會事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股權轉讓誰說了算;二是誰擁有目標公司反收購的決定權。對上述問題，筆者試從法律的角度，縷析如次，并提出了完善我國相關立法的對策。

一、股權轉讓到底誰說了算

**百貨是國有控股公司，第一大股東是濟-南市xx局，從公司法法理和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來看，xx局依法享有股權處分的權力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從公司法的基本原理來看，綜觀各國，無論是信奉委托代理關系的美國、代理關系的德國，還是崇尚準信托關系的英國、委任關系的日本，均以現代公司制度為基礎，其核心就是股東主權。股東是公司利益的最終享有者，公司是股東的公司而非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公司。作為公司的經營機構，董事會的權利被認為是源自公司股東的授權。董事會由股東選任，其任務在于負責公司業務的執行，無權決定誰來控制公司。股東對于其股權的轉讓應該是自主的，不必受董事會的約束，也無須經董事會同意，董事會通過不同意大股東轉讓股權的提案是與股東主權嚴相違的。由此觀之，股權轉讓的權利應成為股東權題中應有之意了。

其次，從我國的現行立法來看，股權的轉讓是股東的固有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的規定，股東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轉讓;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可以依法轉讓其股份，也可以購買其它股東持有的股份。由此可見，作為出資者的股東享有依法轉讓其所持股份的權利。這一權利是法定的，除法律有明文規定外，不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剝奪和限制，公司董事會也不應當以任何理由予以阻撓。同時，《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董事會行使10項職權，沒有任何一項職權使董事會具有決定股權轉讓的權力。這十項職權均明確具體，沒有授權性條款。

最后，從完善我同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防止內部人控制現象滋生的角度來看，也不能將股權轉讓的決定權賦予給現任董事會。在很多情況下，董事會作為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作有利于自己的選擇。

由上可見，**百貨董事會幾次三番地做出決議阻撓xx電子入**百貨的做法是與公司法的法理、原則與現行規定相沖突的，是不合適的行為，應當予以糾正。

二、誰擁有目標公司反收購的決定權

目標公司的董事會有時可能會不歡迎面臨的收購。因為如果收購成功，董事會成員可能會喪失獨立的地位，甚至會失去工作。因此，在遭遇收購的情況下，目標公司董事會是否有權決定抵抗行動?世界各國有兩種規定：一種是限制目標公司董事會權力，實行目標公司董事會禁止阻撓制度。英國“并購規范”要求目標公司董事會在收到或預期收到一個不受董事會歡迎的收購要約時，不能采取任何未經目標公司股東大會批準的行動來破壞或阻止該有可能給目標公司股東們帶來好處的收購要約，亦不得隱匿不報。這一要求被稱為禁止阻撓行動。英國對目標公司的反收購行為原則上是禁止的，它把反收購的權力交給了目標公司的股東大會而非董事會。另一種規定是賦予目標公司董事會抵御收購的廣泛權力，但董事會行使這些權力須符合“忠誠”與“誠勉”的義務，采用這種規定的是公司法比較完善的美國等國家。美國賦予目標公司董事會采取反收購措施的廣泛權力，但該權力的行使受到公司法關于董事謹慎與忠誠義務的限制。依判例法，如果目標公司董事會采取反收購措施是對面臨的要約收購所作出的合理反應，則是有效的。檢驗是否合理的標準是“商業判斷規則”(thebusinessjudgementrule)。依該規則，董事對于公司之損害所負的責任僅僅限于那些因違反注意義務和忠誠義務所造成的損害，至于純因判斷錯誤所造成的商業損害，只要在作成判斷時符合一般商業判斷之標準，則董事通常可以免責。但如果法院認為董事是出于維護其地位而采取反收購措施的，則可能將此類案件作為利益沖突的案件，不適用“商業判斷規則"，因為該規則適用于董事謹慎責任場合，而不適用于忠誠責任的情況。英國立法例雖將采取反收購措施的權力交給了股東大會，但并未忽視反收購對社會其它利益的影響，城市法典基本原則第9條規定，要約公司和被要約公司的董事在向股東發了建議時，應該把股東與雇員、債權人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實踐表明，英國的規制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它成功地處理了公司收購中各方的利益沖突，使英國的公司收購沿著健康的軌道發展，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這種規制方法都少有爭議。

我國現行的并購法規在此問題上的規定尚為空白。因此，單純從公司并購法規來看，對**百貨董事會阻撓xx電子收購**百貨的行為無法進行有效的規制。這就導致了目標公司**百貨的董事會在遭遇xx電子收購時，可以不經股東大會批準而濫用自己的權力進行阻撓，雖暫時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嚴重損害了投資者利益。

如前所述，在面臨收購時目標公司董事會是否有權自行決定采取抵抗行動問題上，我國應采納哪種規定，首先取決于我國的公司立法是否完善。而是否完善的重要標志即是，在公司法中有無比較全面的保護股東利益的措施，如對公司高級職員的義務規定以及股東利益受損時的訴訟手段規定等。從我國公司立法的現狀來看，尚缺乏類似美國公司法中關于“公司董事義務"的明確規定和“公司訴訟"的專門規定，股東利益不能得到切實、充分的保護。其次，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效益良莠不齊，不少公司連年虧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允許董事會采取反收購措施，勢必出現董事濫用權利，揮霍公司資產以保住其職位的現象，這將嚴重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而禁止董事會采取反收購措施，有利于通過出價收購，將資產轉移到高效率的經營者手中，更充分地發揮資產的效用。最后，從我國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來看，國家股在其中占有較大比重，居控股地位，作為機構投資者，他們較散戶及投機性股東而言，具有更多的理性。而且，由于股權相對集中，國家股股東的態度、立場對出價收購成功與否關系重大，這也加強了股東在與出價人談判中的地位——他不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價格接受者了。由此看來，由股東大會決定是否采取反收購措施是恰當和可行的。

因此，我國的公司并購法規應該引進目標公司董事會禁止阻撓制度，以加強對目標公司董事會反收購行為的法律規制，從而充分保護目標公司股東的權益。在具體構建這一制度時，則應明確規定在公司收購的情況下，目標公司的董事會在沒有獲得股東大會的批準同意之前，不能決定或采取任何抵抗行動。同時，為了盡可能避免在決定是否采取阻撓行動時大股東損害小股東利益，還應當規定股東會作出的抵抗行動決定必須以2/3以上有表決權的多數票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