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推定本是在刑事審判中為保護被告人的權益，先假定或認定被告人無罪，再由指控被告人有罪的一方承擔證明其指控犯罪事實的舉證責任;被告人具有辯護等訴訟權利，卻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不能因為被告人不能或沒有證明自己無罪而認定其有罪，更不能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保持沉默作為認定其有罪的證據，疑案要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處理。可在行政訴訟中，由于種種原因，有些法官也在自覺不自覺地使用“無罪推定”來保護被告，這也是造成現在行政審判不容樂觀的原因之一。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法官從事行政審判的能力普遍較低。由于目前的法官管理體制原因，法官在法院內部不同審判庭之間的流動性非常大，隊伍極不穩定;此外法官大多沒有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經驗，其專業化水準比較低，不能適應行政審判日益復雜的專業性要求，現行行政審判體制對于行政法官的知識構成和技能培訓又無特別要求，原從事刑事審判、民事審判等工作的法官常常因輪換崗位而直接從事行政審判，慣性思維造成審理角度出現偏差，常自覺不自覺地糾問原告“你有什么證據證明被告違法”，而忽略了行政訴訟審理的重點和核心是被告有什么證據證明其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如今，隨著行政爭議的專業化程度日益明顯，特別是諸如稅務、專利、商標、土地、海關、質檢等領域的案件逐年增多，普通法官審理這類案件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

二是行政機關對人民法院施加影響的情況時有發生。由于人民法院審判的行政訴訟案件觸及行政機關的切身利益，且在我國現行的法院管理體制下，行政機關在事實上擁有許多可能影響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手段，一旦發生訴訟紛爭，行政機關有時會通過各種方式向主持審判的法院、法庭施加壓力，而法院的很多實際問題也有求于行政機關，因而在行政審判中也就無法擺脫龐大的社會關系網，無法與掌握各種資源支配權的行政機關相抗衡。這種體制的壓力傳導到合議庭和法官身上，致使一些法官不敢扛、不敢頂，合議庭也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每一階段都要向庭長、分管院長匯報請示，亦或按院長、庭長的“指示”進行審判，導致行政審判“行政化”。在此情況下，為維護行政機關的利益，個別審判人員便會超越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擅自擴大法院調取證據的范圍，主動為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指導、收集依據，甚至使用“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原告負擔不應有的舉證責任，違背了審判原則。此外，個別審判人員為了所謂的“調撤率”做原告的思想工作，進行所謂的“協調”，使原告放棄起訴權或者違反行政訴訟原則作出損害原告權益的裁決，導致行政審判失去應有的監督作用。

為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監督和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在行政審判中減少乃至避免“無罪推定”現象的發生，盡快走出當前行政審判工作的困境，筆者建議：

加大行政審判人員培訓力度，進一步提高行政審判人員素質。對行政審判人員，既要重視行政法理論知識的學習和培訓，又要注重審判實務和實際操作技能的培訓;既要注重行政訴訟知識和審判業務能力的提高，又要注意加強相關行政管理領域專業知識的學習。同時，切實增強行政審判法官服務大局的能力、溝通協調的能力、駕馭庭審活動的能力、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制作裁判文書的能力和調查研究的能力;每年要制定對行政審判人員的業務培訓計劃，并認真組織實施;對于新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新出臺的司法解釋，要及時組織培訓;定期認真總結成功的經驗和有效的做法，采取多種形式提高行政審判人員的業務素質。

建立和完善符合行政審判規律的審判制度。將公平、公正、公開貫穿行政審判的每一個環節，充分發揮合議庭的作用獨立行使審判權。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我國憲法賦予法院的神圣職責和權利，在行政審判實踐中必須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具體行政行為審查原則。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案件審查的對象只能是可訴的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審查的內容是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作出法律評價。在行政審判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原告行為不是行政案件審查對象，原告行為是行政機關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對象，如果將原告行為作為司法審查對象，可能出現法官與被告共同審原告的現象，明顯違背了行政訴訟法的立法宗旨，重演了“無罪推定”。二是強化被告的舉證意識，堅持被告舉證原則。在行政訴訟中對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舉證責任不能由原告承擔，若被告在規定的舉證期限內不向人民法院舉證或者所舉的證據不足，或者在裁決之前沒有獲得主要證據，就應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三是加強對妨礙行政審判行為的處罰。對原告申請撤訴的案件，人民法院要認真審查，如果發現是受外來因素的影響，或者擔心打擊報復，或者受他人威脅、誘騙而非本人自愿撤訴，除要依法作出不準予撤訴的裁定外，還應對相關單位和人員給予適當的處罰和制裁。另外，行政審判裁判文書應為法官發揮創造性保留足夠空間，以便增強裁判文書的邏輯性和說理性，加強對認證理由和法律適用理由的分析論證，避免將裁判文書變成武斷的結論，這樣才能避免一些誤解，減少事后不必要的干擾。

加強法制宣傳，做好司法延伸工作。過去由于受封建傳統意識的影響，行政相對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民不和官斗”、“屈死不告官”、“不惹官非”等觀念。總認為“官官相護”，大凡與“官府”或者“長官”打官司，兇多吉少，弄不好“惹得一身騷”，視“民告官”為畏途。有的當事人對行政機關在執法時侵害其合法權益的行為不愿意或者不敢到人民法院進行訴訟;有的當事人在自己的權益受到行政機關的損害后，覺得自己勢單力薄，對行政訴訟顧慮重重，還怕勝訴后行政機關日后報復。因此，必須抓住一切有利時機廣泛開展行政訴訟法制宣傳，讓更多的公民學會用行政訴訟法這一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個別行政機關“官本位”思想嚴重，官僚主義盛行，經常視不服其具體行政行為的人是與“政府”作對的“刁民”，法院受理這類案件，是與“政府”過不去。因此，為減少誤解，必須重視對行政機關的宣傳，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了解行政審判工作在服務大局、促進依法治國方略實施方面的特殊作用，重視和支持行政訴訟工作;再者，要加強與行政機關的聯系，了解執法情況，熟悉行政管理事項和行政管理動態，以便做到“協調”有度、裁判有據。

總之，設立行政訴訟的目的是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監督和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只有在行政審判實踐中秉承行政審判的立法宗旨，才能避免行政審判中“無罪推定”情形的發生，才能做到堅持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全面審查，才能在行政審判中既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又及時、公正、徹底地解決行政爭議，平息社會矛盾，為社會大局穩定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