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執行異議制度的以上問題，與兩大基本的訴訟價值——公正與效率直接相悖，并且從很大程序上造成了司法資源的浪費。

在執行員審查案外人異議時，由于法律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實踐中主要由執行員一人負責調查與處理，復雜的可以組成合議庭進行。審查以書面方式為主要形式，也可以召集利害關系人參加簡易的聽證。具體選擇何種方式由執行員自主決定。如果執行員認為沒必要請示院長批準中止執行，或者為了追求結案率及其他目的不想中止執行，那么他可以自行決定繼續執行。執行員在沒有任何監督制約的情況下就憑個人感覺作出是否繼續執行，以及在缺乏系統法律業務知識的情況下就對異議理由作出判斷，有極大的隨意性和片面性，發生執行錯誤在所難免，有失司法公正。筆者個人認為，在實行“依法治國”戰略目標的今天，司法公正這一概念，不僅應包括司法機關對案件進行處理時在程序和實體上做到公平、合法，還應包括司法機關在訴訟中的行為不侵害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合法利益。由執行員對案外人異議進行審查的方式顯然失去這一價值目標，可能造成對案外人合法權益的侵害。

在現行的法律監督體制之下，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的監督范圍和方式，是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按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這就是說，只有在民事裁決出現錯誤時，檢察機關才能實施法律監督。對于在執行過程中可能侵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如果原裁判正確，那么其就不在法定的檢察監督范圍之內。可見在民事執行程序中，執行權超然于法律監督之外。筆者在此暫且不議論其不合理之處及對策。僅從執行異議制度本身出發，如果對案外人基于實體法上的權利提出的異議進行判斷，且判斷的結果與案外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話，那么此種權力無疑帶有司法裁判權的色彩，應接受司法監督。否則，僅從法律機制上來講，就先失去了公正的前提。至于如何將其納入司法監督的范圍，則涉及到對現行的執行異議制度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后文將述及。在執行員做出處理決定而強制執行后，案外人如果不服則難以尋求法律救濟，他最終很可能也只有提起國家賠償申請，這在上文已述及。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原執行法院為賠償義務機關，案外人應向原執行法院提出申請，由原法院進行審查并在確認后以作出賠償決定。可以看出，原法院在此賠償糾紛中是既以當事人身份又以裁判者身份出現的，扮演此二種相互矛盾的角色，原執行法院很難做出一個中立而又客觀的判斷。所以有學者指出，在國家(刑事)賠償程序中，由賠償義務機關通過司法決定的手段來決定對受害人的賠償，是顯然不合理的。[3]這一結論當然也適用于案外人因遭錯誤執行而提出的賠償。因此，僅有的這一救濟手段的結果往往是案外人仍然不服處理決定，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復議，增加了訟累，降低了效率，浪費了司法資源。不僅如此，法院還承擔著不合理的賠償責任。因為在強制執行中，申請執行人是執行的受益者，根據權利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其理應承擔錯誤執行的賠償義務。而在執行中，法院是以自己的名義為強制執行，從實現國家司法權的角度，這一職權法院不可免除。然而又因為這一職權，法院的執行風險在法律上無法轉移給申請執行人。因此，這一理論上的矛盾表面上為法院承擔了其錯誤執行的賠償責任，從法理上分析，實際上是將私人的糾紛轉嫁給了國家，國家因行使公權力而代替私人承擔了私法上之義務。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仍然是司法資源的浪費。

通過上文的了解，。它對于司法權的統一行使，確保司法公正，節約司法資源有著重要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