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欺詐行為的認定

（一）、主觀形態。傳統的合同法強調對故意的要求，認為“欺詐”必須具有“故意”的主觀要件。但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保險業務是高度專業化的行業活動，普通的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往往不具備足夠的保險知識。在進入特定的保險法律關系時，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對保險的認識主要來自于對方即保險人的告知和說明。顯然，在對保險專業知識的控制方面，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信息嚴重不對稱的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保險人可以通過對信息干擾去影響投保人的注意力，對自己的服務制造“假象”以博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信任，誘導其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甚至利用其對保險法律知識的控制及投保人的無知，設置法律陷阱。從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如果對保險人“欺詐”行為的認定固守“故意”的主觀要件，即推行過錯責任則是放松了保險人的責任，實際上是將信息的注意義務轉嫁給了消費者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此，筆-者認為應對保險人設定較為嚴格的責任，對欺詐行為的認定也可以理解為“過失”上，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如保險法第十七條規定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即是傾向于無過錯責任的理解。

（二）、欺詐行為的表現。欺詐行為以意欲誘導對方犯錯誤為開端，以導致對方陷入錯誤為過程，并以受引誘人實際做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為結果。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保險人的欺詐行為一般表現為主動的錯誤信息表示，最常見的是針對消費者趨利心理進行盲目而夸大的宣傳，有的保險人及其代理人盲目夸大其收益率，甚至無根據地向投保人承諾有多少保證收益，而實際上，投保人能否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保險人所描繪的美好分紅前景使消費者受到欺詐。另外，保險人的欺詐行為更多地表現為信息傳達的不作為。保險合同是一種特殊合同，合同內容相對比較復雜。對于保險公司經過嚴格論證、測算后制定的、含有大量專業術語的格式合同，一個普通的投保人很難對此作出準確判斷。法律要求保險人對直接關系到投保人、受益人的投保條件、投保辦法、保險條款的含義及解釋、領取賠款的手續等有關保險事項內容進行說明，特別是對其免責條款，保險人更應履行明確說明義務，而保險人及其代理人往往疏于履行，甚至在投保人要求說明時故意掩蓋。

（三）、欺詐行為的評價標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公司作為參與市場竟爭的一份子，針對其服務進行有所側重地宣傳在所難免；而保險公司所負之說明義務也不能無限擴大，故在對“欺詐”行為的認定上，應建立一個評價標準，即“度”。筆-者認為，對保險人的“欺詐”行為的評判標準，應從著重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以低于“平均智商水平”的標準進行判斷，即將消費者假想為低于平均智商、缺乏足夠知識和經驗、易于上當受騙的“愚而弱”的社會底層人士。我們不妨借鑒國外一些評判標準，如德國對商業廣告是否存在“欺詐”的評判通常采用經驗社會學方法，在具體的案件中由調查機構向1000名隨機抽選的消費者進行詢問，看他們如何理解有關廣告，再計算出產生誤導的百分比，只要有10－15%的消費者產生誤解，就足夠認定欺詐的存在。